4 月 9 日下午，第一財經研究院在博鰲論壇 2018 年年會上發佈了《中國與全球製造業競爭力》報告，報告以中國爲基準點，追蹤和比較 21 世紀以來全球 19 個主要經濟體的 19 個製造業、基於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力變化。報告顯示，本世紀以來，中國引領了全球製造業版圖的鉅變，隨着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快速下降，中國、印度、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市場份額的快速上升。

報告將“競爭力”定義爲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這是全球第一份覆蓋主要經濟體和主要細分行業的勞動力成本競爭力報告，全面評估了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
根據第一財經研究院的測算，中國製造業總產出在 2005 年超越了德國，隨後在 2008 年超越日本，2010 年超越美國。截至 2016 年，中國製造業實際增加值達到 2000 年的 7 倍，佔全球製造業總產出的比重從 8.5% 提高到了 30.9%。巨大的市場份額不僅意味着規模帶來的獨特競爭優勢，即所謂的“中國權重”，同時也意味着中國製造業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球製造業的比重分別由 2000 年的 28.5%、17.0% 和 10.1%，下降到 19.3%、11.6% 和 7.0%。

“中國權重”

報告稱，從 2000 年到 2008 年，全球製造業增加值以每年平均 2.7% 的速度增長，其中 60% 來自就業增長的貢獻，中國不僅是全球就業增長的唯一源泉，還補償了其他經濟體就業的淨減少。在 2000-2008 年，中國大規模就業增長將全球製造業的勞動報酬總額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製造業平均勞動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到了後危機時代，全球製造業增速從危機前的年平均 2.7% 提高到了 3.3%。中國的貢獻大致維持在危機前的水平，動力來源從就業增長切換到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由於平均勞動成本的上升速度顯著高於勞動力生產率，全球製造業勞動報酬總額及平均勞動成本因中國的加入分別由危機前年平均下降 0.4% 和 1.4%，轉變成危機後年平均上升 2.3% 和 1.8%。

第一財經研究院的研究顯示，“中國權重”一方面使得中國製造商在加工製造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勝出，爭得全球範圍內產品市場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議價權，另一方面，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相輔相成，加快了標準零部件成本下降，進而是組裝和整機成本的下降。這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因而推動了技術進步。這個過程在不斷地通過正反饋推動中國經濟擴張的同時，也深化了全球製造業部門之間及主要生產國 / 經濟體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生產供應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塑造了全球製造業。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增長速度一直是全球最快的。引領“中國速度”的是汽車製造業，在整個 2000-2016 年期間該部門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 10.5%，緊隨其後的是電子通訊設備製造業。在 6 個全球產出規模最大的製造業部門中，中國勞動生產率向世界技術前沿（美國）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

令人關注的變化

報告顯示，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相對優勢下滑，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主因。中國從 2000 到 2016 年出現了令人關注的變化。雖然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排名從 2000 年的第 8 位上升到了 2016 年的第 4 位，但其絕對競爭力優勢卻出現了下滑，反映爲單位勞動力成本值與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縮小，其中名義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主要原因。

危機後當大多數經濟體的平均勞動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緩的時候，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長速度卻從危機前的 11.0% 攀升到了危機後的 13.1%，爲全球主要製造業國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從 10.6% 降到了 4.7%，巴西和俄羅斯的平均勞動成本則出現了絕對意義上的下降。

中國和美國是我們所考察的 19 個經濟體中兩個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最穩定的經濟體，而中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比美國更快。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和美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從危機前的 1.5% 和 0.4% 分別上升到了危機後的 1.7% 和 0.5%。同期全球平均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速從危機前的 1.5% 下降到了-2.5%，全球製造業第三大國日本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製造業國家德國在危機後也進入了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下降過程。

報告顯示，中國“高新技術”製造業競爭力排名上升，但危機前後表現逆轉。

第一財經研究院將機械製造業、電器製造業、電子通訊設備製造業、汽車製造業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製造業這五個行業視爲“高新技術”製造業的代表。

從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的排名來看，雖然從 2000 年至 2016 年中國的排名整體上升，但主要的成就都來自於危機前的階段。2000 年至 2008 年，5 個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排名均出現了明顯上升，但在 2008 年至 2016 年，除了電器製造業排名持平，其他各行業的競爭力排名都出現了下降。

三點建議

報告提出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隨着“人口紅利”的消失，因“中國權重”而被強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速度優勢”，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成本壓力。

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 GDP 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餘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於信息技術時代的製造技術條件，“中國權重”將這個效果迅速地不斷地放大，使中國製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危機後，高投資、高槓杆、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疑，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雖然初見成效，但依舊任重道遠。可以預見的是，隨着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加之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第二，中國製造業在低端技術領域的迅速擴張，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產標準零部件，在強化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競爭力的同時，也提高自身技術升級的成本。一個較容易忽略的事實是，因中國製造業參與而帶來的全球範圍內製造業標準零部件成本和組裝成本的下降，進而是整機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而且大大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特別是推動了後者所引領的電子信息領域的技術進步。低成本條件下更快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提高了這些經濟體在各個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例如它們在電子信息、汽車、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製造業部門中的表現。

中國應對此高度關注，並從戰略層面推出有效政策組合確保在高新技術領域進一步提高競爭力。從這一點看，實現“中國製造 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中國需要深入分析危機前後中國“高新技術”製造業競爭力逆轉的原因，並着手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由於全球貿易環境的惡化和貿易戰的概率上升，中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可能面臨衝擊、挑戰和重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製造業發展模式在西方經濟體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抵制甚至非難。如何定位政府補貼？如何定義市場競爭？全球貿易爭端的上升會迫使中國深度思考市場和政府的關係。

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爲核心的新技術正在席捲而來，《中國製造業 2025》旨在抓住這次技術浪潮實現中國製造業的技術升級。由於人口優勢所對應的數據優勢，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通過需求驅動、已經成爲全球範圍內唯一可以和美國競爭的經濟體。智能生產和人工智能將徹底改變全球製造業。而美國對中國貿易戰的核心也是針對《中國製造業 2025》。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何通過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的結合來重塑中國製造業，將是中國走向未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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