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學習區塊鏈，從虛擬貨幣的歷史談起

人類學家 David Graeber 提出，唯有全面歷史地理解了債及其與暴力之間的關係，才能正確估量我們走進的新時代。他的文章有助於我們彌補自己歷史知識中的缺陷。

以太坊 Vitalik Buterin 等執着推薦的 David Graeber《Debt: The First Five Thousand Years》，中文譯本《債：第一個 5000 年》究竟寫的是什麼？鏈聞 ChainNews 在這裏推薦 David Graeber 概述虛擬貨幣歷史的文章。精彩片段，值得深讀。

David Graeber《Debt: The First Five Thousand Years》曾經出版過中文譯本《債：第一個 5000 年》

在經濟學研究的歷史中，往往會系統性地忽視暴力的角色，而在戰爭與奴隸制創造並行塑現在「經濟」基本制度的過程中，暴力扮演着絕對中心的角色。此外，起源也很重要。暴力多半是隱性的，但它被內嵌入經濟常識的特有邏輯，不會也不可能存在於暴力壟斷及暴力系統性威脅之外，而當代國家正維持着這些暴力。

從奴隸制度開始。債，常被認爲是絕對、無限，且不可兌現。原則上來說，他能夠索取任何他想索取的東西。所有的債務，即義務，你可能欠他人的，或者其他人欠你的。對於奴隸來講，你所欠主人的債就是你所有一切現存物。

首先，衆所周知的，這是奴隸制度的另一典型特徵，也是其定義特徵，即奴隸可以買賣。絕對債務，事實上，是能夠被精確量化的。有充足的理由使得創造一種類似於當代貨幣形式的東西成爲了可能。人類學家過去常常認爲，原始貨幣的起源，即在非國家社會所發現的所謂貨幣，如所羅門羣島的羽毛貨幣、伊洛魁人的貝殼念珠等，大多都是用於婚禮、解決血族世仇或者其他人際關係，而不是買賣商品。譬如，如果奴隸身份是一種債，債因而導致了奴隸制度。

債，使得想象任何一種如現代意義上的貨幣形式成爲可能，並因此生產了被稱爲「市場」的東西：一個可以買賣任何東西的場所。所有的客體，像奴隸一樣，被從其先前的社會關係中拔出，僅僅以貨幣的關係存在。

但與此同時，債作爲一種征服的邏輯，正如我提到的，也能夠走上另一條道。從歷史上看，關於是否允許債務邏輯完全不受控制，國王們往往都顯得無比矛盾。不是因爲他們對市場懷有敵意，恰恰相反，他們一般都會持鼓勵態度。因爲政府發現，要直接從其臣民那裏徵收他們所需要的一切，很是不便；而鼓勵市場然後從市場買進則要簡單得多。

早期市場經常伴隨着軍隊、皇家隨從，設在王宮、軍隊駐地附近，這有助於解釋皇家法庭着實令人費解的行爲：通常來說，國王控制着金礦和銀礦，那究竟爲什麼他們還要把自己的頭像壓印在金銀幣上，把它傾倒在民間，然後要求以賦稅的形式又重新返還？唯一合情理的解釋是，徵稅其實是迫使所有人獲得硬幣的方法，這樣即可推進市場。因爲市場很方便接近。

然而，關鍵問題是：這些稅是如何合法化的？爲什麼國民會欠稅？如果他們得到了償付，那麼他們會解除什麼樣的賦稅？這裏，我們再次回到征服的權利。事實上，在古代，自由公民不管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希臘還是羅馬，都不需要因爲這個原因而直接繳稅。但很顯然這裏進行了簡化。如果國王們宣稱，據政府的權利，他們有權決定其臣民的生與死，那麼，臣民的債也是無限的。至少在那個語境下，他們彼此的關係及所欠彼此的債都變得無關緊要。他們一切的存在，只與國王有關。這反過來可以解釋爲什麼國王、帝王始終如一地試圖規制主人對奴隸的權力，以及債主對債務人的權力。至少他們一直堅持，如果他們有權力，那麼那些生命已經得到饒恕的俘虜 被剝奪自由的人 就不能再被他們的主人所殺死。事實上，只有統治者有決定他人的生死的任意獨斷的權利。一個人根本的債是欠國家的，這是唯一真正無限制的債，據此國王可聲稱的對其絕對的，宇宙般無的所有權。

英國畫家威廉·霍加斯 1735 年的作品《浪子生涯》

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爲這個邏輯依然伴隨着我們。我們談論一個「社會」法國社會、牙買加社會，我們談論的是由一個單一民族國家所組織起來的人民。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心照不宣的模式。

「社會」其實是國家，國家的邏輯是征服的邏輯，而征服的邏輯根本上與奴隸制的邏輯相同。的確，在國家的辯護士手中，這逐漸被轉型成了一個更加仁慈的「社會債務」概念。這裏我們可以講一個小故事，一種迷思。我們生來就揹負着對社會無限的債務，是社會撫養、培育、餵養我們，並給了我們衣服蔽體，對於那些死了很久，發明了我們的語言與傳統的人，對於那些使我們的存在成爲可能的人，我們都欠下了他們的債。在古代，我們以爲這些是我們欠上帝的用犧牲來償還，也許，犧牲只是還掉了利息而已，最終，我們要用死亡才能償清。後來，債被國家所繼承，國家自身是一個神聖的制度，賦稅替換了犧牲，兵役替換了生命之債。貨幣不過是社會債務的具體形式，是社會債務的管理方式。

凱恩斯學派嗜好這樣的邏輯。不同政治派系如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甚至如奧古斯特·孔德這樣的祕密法西斯分子 就我所知的，他是第一個創造「社會債務」這個詞組的人也是如此。但這個邏輯還穿透了我們很多的常識：打比方說，「某人向社會償債」，或者「我覺得我欠了我祖國什麼東西」，或者「我想要償還什麼東西」，這樣的語句。在這種情況下，相互權利和義務，相互的責任，這種本是自由人彼此能夠結成的關係，總是會被包含入「社會」的概念。在這個社會里，我們所有人平等，僅僅是作爲國王肖像現在不再可見 前的絕對債務人而平等，國王成了你母親的替身，推而廣之，人性的替身。

因此，在我看來，非人性市場的主張與「社會」的主張通常是並列的——當然會存在這樣一種趨勢，即在各種實踐方式中反覆來回折騰——但這兩者根本上都建立在一個非常相似的暴力邏輯基礎之上。這並不僅僅是一個無足輕重、不足掛齒的歷史起源問題：如果沒有持續性的武力威脅，國家與市場都不可能存在。

那麼，另一種歷史是什麼樣的？

Towards a History of Virtual Money 關於虛擬貨幣的歷史

起初，貨幣並不是以這種冰冷、金屬以及非人性的形式出現的。它原本是以一種度量尺度、一種抽象物的形式，同時也作爲人類之間的關係 債務與義務 出現的。需要指出的重要一點是，從歷史上來說，正是商品貨幣總與暴力最直接地關聯在一起。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說，「金銀是戰爭的同謀，而不是和平貿易的附屬物。」[1]

原因很簡單。商品貨幣，特別是金銀形式的商品貨幣與信用貨幣不同，最爲主要的特徵是：它可以被盜取。因爲金或銀的鑄塊是一種沒有譜系的物體，在大部分歷史中，金條、銀塊與當今毒販塞滿美元的行李箱所起到的是同樣一種作用，作爲一種在以此易彼的價值交換中沒有歷史的客體，它在任何地方都會被接受，而不會被追問來歷。結果是，人們可以將人類過去 5000 年曆史看作是一種交替的歷史。信用制度逐漸顯現，並在社會相對和平的時期，開始佔據主導位置，遍及信託網絡，無論其創造者是國家，或 大多是時候都是跨國機構，與此同時，貴重金屬則在以普遍的劫掠爲特徵的時期取代其位置。掠奪性的借貸體系當然存在於各個時期，然而在貨幣最容易兌換成金錢的時期，它們的危害似乎也最具破壞性。

因此，作爲試圖辨別定義了當前歷史時刻的大節奏的起點，請允許我以虛擬貨幣與金屬貨幣的交替爲依據，提議下面的歐亞歷史分解方法。

I. 第一農耕帝國時代 公元前 3500-800 年

主導貨幣形式：虛擬信用貨幣

關於貨幣起源的最佳信息追溯到了古美索不達米亞，但似乎並沒有特別的理由讓我們相信其重要性與法老時期的埃及、青銅器時代的中國或者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何根本不同。美索不達米亞的經濟當時主要爲大型的公共機構 廟宇和宮殿 所控制，通過在銀和基本農作物與大麥之間建立固定的等價物，它們的官僚管理者有效地創造出了帳目貨幣。債用銀來計算，但很少被用來做交易。相反地，他們用大麥或和其他任何恰巧順手又易於接受的東西來付賬。較大的債務則被記錄在楔狀牌上，楔狀牌爲交易雙方所持有，以此爲擔保。

當然，市場確實存在。那些並非爲廟宇或宮殿田莊所生產、因此不受價格管理計劃所管制的特定商品，其價格通常會根據供需的異常情況而波動。但大多數日常買賣實際行爲，只要不是在兩個彼此完全陌生的人之間進行，看起來是通過信用來交易的。比如，「啤酒店老闆娘」Ale women 或者本地的旅館老闆，招待啤酒或者租房，會把顧客的消費記在賬單上。一般來說，總數會在收穫時節得到妥善處理。市場的賣主，大概與今天非洲或中亞的小規模集市的賣方一樣，建立了值得信任的客戶名單，他們可以給這些顧客延長信用。

利息貨幣的習慣同時也起源於蘇美爾，而其他地方比如埃及是否有此習慣尚無法確證。利息率固定爲 20%，2000 年來一直保持穩定。這並不是政府控制市場的跡象：在這一階段，這樣的機構正在促進市場的形成，然而，這導致了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在遇到壞收成的年頭，農民就開始變成富人完完全全的負債者，並由於這債務奴役，而不得不放棄他們的農田，直到最終放棄他們的家庭成員。慢慢地，這種境況似乎就會演化成社會危機——並未怎麼導致民衆起義，而是讓普通人徹底離棄了城市和定居領域，成爲半遊牧的「強盜」和搶劫者。

將石板一掃而淨，取消所有的債務，宣佈全面大赦或者「自由」，所有被奴役的勞體者因此得以返回他們的家園，這種做法很快便成爲了每一任新統治者的慣例。耐人尋味的是，人類各種語言中我們所知的第一個表示「自由」的詞，蘇美爾語 Amarga，意思正是「回到母親身邊」《聖經》的先知們也建立了一個類似的習慣，禧年，籍此每過 7 個安息年，所有的債務同樣被取消。這是《新約》中「救贖」觀念的直系祖先。正如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遜所指出的，世界歷史的一個不幸是，當美索不達米亞的有息貨幣借貸制度向外撒播時，其原始的賬單與結餘卻並未同時跟隨借貸制度到達大多數地方。

II. 軸心時代 公元前 800 – 公元 600 年

主導貨幣形式：金屬貨幣制度與金條銀條

這個時代出現了金屬貨幣制度，所有主要世界宗教在中國、印度和中東的誕生。[2] 從中國的戰國時期到印度的十六大國時期，以及伴隨着羅馬帝國的擴張 及其隨後的解體，過程中的大屠殺與大規模奴隸化，這是一個世界大部分角落裏創造力蔚爲壯觀，但同時暴力幾乎也同樣驚世駭俗的時期。

允許實際運用金和銀作爲交換媒介的貨幣制度也讓市場創造成爲可能，而這個市場也具有了與如今這個術語更令人熟悉，更非人性的意義。貴重金屬在一個處於普遍戰爭狀態的時代要受重視得多，因爲一個很明顯的原因，它們可被盜取。毫無疑問，貨幣制度的發明，並不是爲了促進貿易，古代世界中完美的商人腓尼基人是最後採用貨幣制度的人之一。它第一次被髮明似乎是爲了給士兵發餉，第一次這樣做的，可能是小亞細亞呂底亞的統治者，他們用它來給希臘僱傭兵支付工資。另一個重要的貿易國家迦太基，很晚纔開始鑄造硬幣，而這時候已經很明瞭，就是用來放餉給它的外國士兵。

古代世界中完美的商人腓尼基人的商船

藉由文物古蹟，人們可以繼續談論吉弗裏·英厄姆 Geoffrey Ingham 所冠名的「軍事—貨幣制度複合體系」。但如果他把它稱爲一個「軍事—貨幣制度—奴隸制度複合體系」也許會更好些。因爲新軍事技術 希臘的重裝步兵、羅馬軍團 的擴散，始終都與俘虜和奴隸的市場化緊密相連。奴隸的另一主要來源是債：現在，國家不再週期性地抹淨石板，那些不夠幸運，沒能成爲主要軍事城邦的公民的人，沒法像公民那樣受到保護並倖免於掠奪性的放貸者的侵害，於是便成了被捕獵的獵物。近東的信用體系沒有被商業競爭所壓碎；卻被亞歷山大的軍隊破壞，這些軍隊每一天的薪餉需要足足半噸之多的銀條才能滿足。金銀塊礦一般由奴隸來生產。軍事運動反過來則確保了源源不斷的新奴隸。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帝國的稅收體系，主要被設計用來迫使他們的臣民創造市場，這樣的話，士兵 當然也包括政府官員 就能夠用那些金銀條買到任何他們想買的東西。這種非人性的市場曾一度在各個社會之間，或軍事活動的邊緣地帶繁榮起來，現在則開始滲透整個單一的社會。

不管他們的起源有多麼華而不實，交換新媒介——貨幣制度的發明幾乎同時出現在了希臘、印度和中國，並似乎有很深遠的智識影響。甚至有人提出，希臘哲學自身正是靠貨幣制度所引出的概念發明才成爲可能的。最不同尋常的例子是，幾乎在貨幣制度早期傳播的同一時空裏，那些行將發展成現代世界宗教的東西出現了：先知的猶太教、基督教、佛教、耆那教、儒教、道教，最後是伊斯蘭教。儘管確切的關聯還有待充分探索，但在某些方面，這些宗教的出現似乎是對市場邏輯的直接反應的結果。做一個粗糙的解釋：如果有人將某個社會空間簡單地降格爲對物質事物的自私獲取，那麼幾乎不可避免地，旋即就會有人出來開闢出另外一個場域，從終極價值的視角，宣揚物質事物本無足輕重，自私——甚或自我——皆是虛幻。

III. 中世紀 公元 600-1500 年 [3]

虛擬信用貨幣的迴歸

如果說軸心時代出現了商品市場和普世宗教的兩種相互補足的理想，那麼中世紀則是這兩種制度開始融合的時期。宗教開始接管市場體系。從國際貿易到地方集市的組織，所有事情都逐漸轉由宗教權威所定義和規制的社會網絡來實施。反過來，這使得不同形式虛擬信用貨幣又回到了整個歐亞大陸。

在歐洲，所有這些都被置於基督教世界的庇護之下，貨幣制度只是零星地，不規則地流通。紀元後 800 年的價格計算主要是依據如今已消失的老加洛林王朝通貨，那時候，它實際上被看作是一種「想象貨幣」。但日復一日的普通買賣主要是通過其他方法來實施。譬如，一種普遍的權宜之計是用符木，這種刻有 V 痕的木塊會被一分爲二，作爲債務記錄，一半爲債主持有，另一半則爲債務人持有。一直到 16 世紀，英格蘭大部分地區都還普遍地在使用這種符木。較大規模的交易則用交易賬單來處理，大型商業集會充當了結算所 票據交換所。與此同時，教會提供了一個法律框架，對有息貸款實施嚴格控制，並禁止債務奴役。

然而，中世紀世界經濟真正的神經中樞是在印度洋，它連同中亞的商隊路線，將印度、中國和中東文明連接在一起。在這裏，伊斯蘭教構架主導者貿易，它不僅提供了頗有助於商貿活動的法律體系 絕對禁止有息借貸，而且維持全球相當大區域裏商人間的和平關係，並允許各種精密複雜的信用工具的創造。事實上，在很多方面，西歐相對來說都是後來者：大多數金融創新直到 11、12 世紀才達到意大利與法國，而它們在八或九世紀便已經通用於埃及和伊拉克。譬如，「支票」一詞，便是從阿拉伯語 sakk 伊斯蘭商人手寫的信用證明 演化而來，而直到紀元 1220 年左右它纔出現在英語裏。

而中國的例子則要更加複雜：中世紀初始，佛教正在中國快速擴張，雖然它根本不可能制定法律或者規制商業，但依然通過當鋪的發明而迅速地行動起來反對高利貸者。第一批當鋪以佛家寺廟爲基地，向貧窮的農民提供了當地高利貸者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儘管很快，國家便不斷重申自己的地位，正如「國家」在中國所一直做的那樣。但正是因爲這種做法，它不僅規制了利息率，並試圖廢除勞役償債制，而且通過紙幣的發明而徹底地廢除了金銀條。同樣地，這一切也都伴隨着各種各樣複合的金融工具的發展。

這一切並不是說，在此期間並未曾發生過大屠殺和劫掠 尤其是在大規模遊牧民族入侵期間，也不是說在很多時間和地點，貨幣制度不是一個重要的交換媒介。但真正爲這個時代定性似乎是另一個方面的運動。中世紀大多數時間裏，貨幣在很大程度上與強制機構脫鉤。有人可能會說，貨幣轉換者被請回了寺廟，在那裏，他們被置於監督之下。結果是，以一種更高層次的社會信託爲前提的機構興盛起來。

IV. 歐洲帝國時代 1500-1971 年

貴重金屬的迴歸

隨着歐洲帝國大時代的降臨——先是伊比利亞人，還是北大西洋——這個世界湧起一股復古潮：大規模奴隸化，劫掠，破壞性戰爭，以及因此而導致的金銀條作爲通貨的主要形式的迅速回歸。歷史調查研究的腳步，可能在證明這一轉型的源頭要比我們通常設想得複雜得多之後便停下。在對新世界的征服開始之前，就已經出現了回潮。比如，向金銀條回頭的運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 15、16 世紀明朝初期的民衆運動，它最終迫使政府廢除的不僅是紙幣，而且是任何對其自己的通貨課稅的企圖。這導致了龐大的中國市場回到了一種非鑄幣的銀本位。因爲稅收逐漸被摺合成了銀，由此，很快它便或多或少成爲了中國的官方政策，即儘可能地向這個國家引進更多的銀，以便壓低稅收，防止新一輪的社會動盪。對銀突然增大的需求對整個全球都造成了影響。西班牙征服者所劫掠，以及後來西班牙人從墨西哥與波託西的金銀礦裏 以幾乎無法想象的人類生命爲代價 索來大多數貴重金屬，最後都被運到了中國。這些最終發展至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全球範圍的連接當然都被事無鉅細地記載了下來。最關鍵一點是，將貨幣與宗教機構剝離開來，然後再將它重新與強制機構 尤其是國家 鏈接，而與此相隨的是金屬主義貨幣學派 [4] 的意識形態的逆轉。

在這種語境之下，信用總體來說是一種國家事務，而這些國家本身是靠赤字財政來運轉的，相應地，這一種信用形式的發明，是爲了向日益擴張的戰爭提供資金。在國際範圍內，從 19 至 20 世紀初，不列顛帝國堅定不移地維持着金本位，而在美利堅合衆國，則因爲金銀本位之爭而爆發了大型的政治鬥爭。

顯而易見，這也是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和代表制民主等等上升的一個時期。我在這裏試圖做的不是要否定它們的重要性，而是提供一種用不那麼熟悉的語境來看待這種熟悉的事件的框架。譬如，它使得我們更容易追蹤戰爭、資本主義和奴隸制之間的紐帶。又譬如，歷史上，僱傭 工資 勞動制度最早出現在奴隸制 我們所知的最早的工資合同真正的是奴隸租賃，比如希臘、馬來城邦，而它又曾與不同形式的勞役償債制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事實上，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我們以自由的名義鑄造了這些制度，這一事實並不意味着我們現在所以爲的經濟自由根本上不是依賴這樣一種邏輯，即在大部分人類歷史中，它都被認爲是奴隸制的真正實質。

V. 當今的時代 1971 年之後

債的帝國

可以說，當今這個時代肇始於 1971 年 8 月 15 日，這一天，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正式中止了美元對黃金的可兌換性，並有效地創造了當前的浮動匯率制度。總而言之，我們回到了一個虛擬貨幣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富裕國家的消費者幾乎可以不用紙幣便可進行購買，而國家經濟則很大程度上由消費債務所推動。正是在這種語境下，我們可以討論資本的「金融化」，藉此，通貨和金融工具的投機變成了其自身的一個領域，而與任何與生產甚至商業的即時關係脫離開來。當然它也是進入了今天的危機的一個領域。

1971 年 8 月 15 日，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正式中止了美元對黃金的可兌換性

關於這個新時代，我們有把握說些什麼呢？到目前爲止，能說的少之又少。三十年，又或者四十年，相比於我們所曾應付的範圍，簡直不足掛齒。毫無疑問，這個時期纔剛剛開始。但仍然，先前的分析，無論有多麼粗糙，都允許我們提出一些明智的建議。

正如我們所見，歷史上的虛擬、信用貨幣時代同時也創造了某種支配性的制度——美索不達米亞的神聖王權、摩西的禧年，伊斯蘭教教法或者基督教教會法——都對債務潛在的災難性社會後果施行了某種控制。幾乎無一例外，他們都用制度 通常並不與國家保持着嚴格的一致性，且往往規模更大 保護借貸者。迄今爲止，這一次運動是另一種方式的一次掉轉：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我們已經看到了第一個有效的星球管理體制的誕生，它們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政治經濟複合體和其他金融機構而運行，很大程度上是爲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然而，這個裝置很快便被拋入了危機之中，先是因爲全球社會運動 改變—全球化運動 的快速發展，它有效地破壞了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制度的道德權威，令其中很多組織接近破產的邊緣，然後是現在，它們所疲於應付的銀行業危機和全球經濟崩潰。

儘管虛擬貨幣的新時代纔剛開始，其長期後果還不甚完全清晰，但我們已經可以說上一兩句了。

首先，邁向虛擬貨幣的運動，其自身並不必然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潛在後果。事實上，它也許正意味着其對立面。對人類大部分歷史而言，虛擬貨幣體系的設計和管制，爲的是確保沒有像資本主義這樣的東西能夠在一開始就出現——至少不是以目前的形式出現，世界人口的大多數被置於當前這樣一種處境下，而這種處境在歷史上其他很多時期都被認爲是與奴隸制同義的。

第二點是，強調暴力在定義我們藉以想象「社會」與「市場」兩者時，以及我們很多關於自由的最基本觀點的那些特殊術語中，事實上所扮演的絕對關鍵的角色。一個不那麼徹底被暴力所滲透的社會很迅速開始發展其他的制度。

最後，在國家和市場的雙胞胎智識分子緊身衣之外思考債務能夠挖掘出令人興奮的可能性。比如，我們可以問：在一個其暴力基礎被猛然抽走的社會中，怎樣纔會真正地解放彼此欠債的男人和女人？他們應該對彼此做出什麼樣的承諾和責任？

期望有一天，每個人都能夠開始問此類的問題。在如今這樣一個時代，一切都難說。

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最早在馬達加斯加島上的一個鄉村社區開始他關於舊貴族和舊奴隸之間的關係的獨特研究。研究作爲政治工具的巫術、權力的本質、聲望，以及歷史的意義。他最近剛剛完成了關於社會運動的一項研究，關注直接民主的原則，並廣泛地論述了人類學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關係。目前他正在進行關於債的歷史的研究。

注：

[1] Geoffrey W. Gardiner, ‘The Primacy of Trade Deb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ney\’, in Randall Wray (ed.),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Cheltenham: Elgar, 2004, p.134.

[2]「軸心時代」這個詞組最早是爲卡爾·雅斯貝斯所創造，用來描述公元前 800-200 年這一相對短暫的時期。他認爲在此期間，幾乎所有我們今天所熟知的主要哲學都同時出現在中國、印度和東地中海地區。在這裏，我採用了劉易斯·芒福德對這個術語更爲外延的用法，即這個時期誕生了所有現存的世界宗教，其大概範圍從波斯鎖羅亞斯德拜火教時期延伸至莫罕默德時期。

[3] 在這裏，我把一般被認爲是歐洲「黑世紀」的時期歸入到了更早一個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徵主要是掠奪性的黷武主義因此而導致的金銀條的重要性：維京海盜搶劫，並收取了英格蘭人在 800 年代繳納的「丹麥賦稅」，這也許是一個掠奪性的黷武主義與大規模囤積金銀齊頭並進的時代最後的諸宣言之一。

[4] 當然，關於物物交換以及貨幣的商品理論的神話，在這個時期也獲得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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