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26 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發表了《三問區塊鏈》及配套的專欄署名文章《抓住區塊鏈這個機遇》（作者：北大光華金融科技實驗室研究員竇佳麗）、《做數字經濟領跑者》（作者：餘建斌），此文一出，立即引起筆者朋友圈刷屏，既有幣圈大佬 “額冠相慶”，也有鏈圈人士“揚眉吐氣”，還有監管人士表示擔憂。筆者同樣在朋友圈上表示擔憂，此文對於已經過於火熱的但技術發展仍處於早期的區塊鏈無疑是烈火烹油，並不利於區塊鏈技術發展“脫虛向實”，更不利於在中央要求堅決守住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前提下緩釋金融風險，爲此，筆者將長期積聚胸中的塊壘一吐爲快。

一、每次金融危機都有媒體輿論的推波助瀾

一般情況下，媒體都會對投機大肆渲染，大部分媒體宣傳是幫助投機開拓市場，也有一部分對投機持批評態度，有的則是兩者兼顧，左右逢源。遠了不說，就說 2015 年 4 月 8 日，某國家通訊社連發三文《4000 點再現 如何看待本輪 A 股上漲》《政策紅利釋放催生改革牛 期待成爲健康牛》《論第五代股民的自我修養》等力挺 A 股重上 4000 點，某中央媒體 14 天后發出《4000 點纔是 A 股牛市的開端》，股市立刻烈火烹油，在 6 月 12 日滬市攀上 5178 點後“音樂結束了”，隨即就是讓大家刻骨銘心的“股災”和國家救市。儘管股災不是這些媒體引起的，但對於股市泡沫過快積聚，投機風險迅速擴大是負有責任的。

當然，這不是我國纔有的現象，早在 1719 年南海泡沫中南海公司的股價“僅爲”120 英鎊時，英國著名小說家 Daniel Defoe 嚴厲指責那些股票經紀商在製造泡沫，而當 1720 年南海公司股價達到 1000 英鎊時，他卻開始爲股價辯護，他對股價的吹鼓手們表明了“公開的蔑視”，同時聲稱已經出售了所有的股票，但歷史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他要麼還在繼續持有股票，要麼受僱於南海公司，專門攻擊那些競爭者。

1873 年，一位法國的記者寫道：“給我 30000 法郎做廣告，我可以負責爲那些我能想象出來的最糟糕的企業募集股份”（參見 C P.kindleberger《恐慌、驚恐和崩潰》（第六版））。

可見，即便到 21 世紀，媒體輿論對於投機、欺詐的關係仍舊緊密，也不難理解爲何春節期間火爆得不行的“3 點鐘區塊鏈”微信羣及龐大的子羣裏有那麼多媒體人在興奮的附和、跟隨甚至參與資本大佬、幣圈大佬、技術極客們（聯合）設下的“區塊鏈”盛宴了。

除了媒體（人）直接“下海”，還有研究人員、學者利用自己對媒體的影響力誤導政府、公衆，甚至構成欺詐，俗稱“托兒”。遠的還是不說了，震驚中外的 e 租寶龐氏騙局之所以危害如此之廣，受害羣衆如此之多，除了其在權威媒體不惜重金大肆宣傳外，還有不少學者爲其搖旗吶喊，通過媒體撰文、媒體採訪及出席商業論壇爲龐氏騙局製造有利輿論，創造是似而非的“創新詞彙”以爲龐氏騙局編織精緻的故事。更有甚者，在 e 租寶團伙被抓獲後，還在媒體上爲他們喊冤洗地。

當然，國外的“托兒”也不少，2008 年金融危機中倒閉後被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收購的美林證券網絡股首席分析師 Henry Blodget 的成名在於能夠爲很多互聯網公司提出目標價格，這些目標價格經常爲成爲現實，這種股價預測能力很快使得他聲名鵲起，在財經媒體中有着一呼百應的影響力，但他在美林證券內部的郵件中表現出對公開薦股的不屑一顧，最終使得他不得不離開證券業，但他已經賺得盆滿鉢滿。

現在，新的情況是自媒體的泛濫。儘管中央網信辦、國家網信辦已經發布了《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但越來越多的利益相關者開設具有新聞媒體性質的（個人）微信公衆號與 APP，特別是媒體大 V 人士充分發揮個人影響力，爲區塊鏈造勢，甚至個人主動推銷區塊鏈投資項目，與路演無異。

當然，上述三種形式並不是獨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普遍存在，由此形成完整的利益鏈條甚至複雜的網絡生態。

二、“貴族賭徒”現象

西方文獻對“貴族賭徒”（royal gambler）進行了許多研究和譴責，認爲這些人在“承諾投資義務方面遠比實際履行義務要出色得多”“奧地利貴族遠比容克地主們壞，至少後者公開地藐視金錢”“當外行進入這一領域時，他們甚至比專業欺詐者還壞”……可見，所謂“貴族賭徒”是指擁有較高社會地位與較好公衆形象的大 V 人士，他們可能是公衆經常看到的知名學者、成功商人和有修養的官員，但正如法國小說家 Zora 所說：“如果他們勝利了，他將錢裝入自己的腰包；如果他失敗了，他不會乖乖還錢”。

所以，“貴族賭徒”現象是廣泛且長久存在的，當投機狂熱以致“貴族”們都無法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他們也會貪婪，並有着令人難以忍受的傲慢自大去參與投機，孤注一擲，還會影響到政府決策，這種投機再通過媒體輿論渲染產生示範效應，吸引更多的普羅大衆參與投機，全社會必然瀰漫着極其危險的投機氛圍：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衆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在寬鬆貨幣環境和以提高槓杆率爲實質的金融創新助推下，大量舉債進行高風險投機，產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大蕭條前主要是股市泡沫，這次危機前是房地產泡沫。
—-劉鶴

三、貨幣政策與動物精神

所謂動物精神，就是行爲宏觀經濟學中“理性預期”和“有效市場理論”之外，人類經濟決策的非理性。信心是否充足、公平感、腐敗和欺詐、貨幣幻覺以及作爲人們參照物的“故事”，這些都是動物精神的具體表現。人類的經濟決策並非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得那般理性和簡單，其複雜的心理因素纔是整體經濟動盪不安的根源（參見 Arkerlof 等著《動物精神》）。“動物精神”揭示，在一個投機活動猖獗的時代，很多人認爲逃脫懲罰是很容易的，在這樣的時候，誰也不再相信堅持操守是完全理性的選擇。隨着新型金融創新的出現，金融監管政策允許人們從事更多的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欺詐機會就會產生，從而推動掠奪性的經濟活動。這裏包含了利益動機而引發的腐敗或欺詐行爲，對市場經濟產生不可估量的，甚至是毀滅性的影響。

大量研究表明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過量的信貸擴張，從而引起市場非理性繁榮（當然，貨幣學派與銀行學派之間的爭論是曠日持久的），突出就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現在還有一個“新”情況，就是比特幣價格的暴漲，如果將比特幣視爲“資產”，其價格神話是否也與貨幣政策與宏觀經濟變量有關呢？答案是肯定的。

研究表明，比特幣對美元價格短期內更多受到技術因素（比特幣供應量、比特幣交易量及挖礦難度）和公衆認知（google 趨勢、Twitter 熱度）的正面影響，但長期看，比特幣價格與美國宏觀經濟（季度 GDP、月度通貨膨脹）和貨幣變量（周貨幣供應量、日聯邦基金利率）有協整關係，技術因素對比特幣價格影響趨弱（參 Xin Li 等著 the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cryptocurrency exchange rates：the case of Bitcoin）。這表明美國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是比特幣及其所帶動的區塊鏈投資熱潮（ICO、私募基金等）的重要推手，那麼其他國家呢？

四、“雞同鴨講”

“雞同鴨講”，這是互聯網金融之後特有的現象，也是多數人的切身體驗。

以筆者爲例，從什麼是真正的 P2P，什麼是獨立的徵信到什麼是（法定）數字貨幣，再到現在的區塊鏈，看似高大上的詞彙堆砌成各種似是而非的論調。

比如區塊鏈可以消除信息不對稱的論調廣爲傳播，甚至被一些不明白信息經濟學理論的法學學者“拿來就用”以證明區塊鏈的普適性與先進性。

事實上，信息不對稱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但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信息不對稱可以從兩個角度劃分，一是非對稱發生的時間（ex ante/ex post），一是非對稱信息的內容。事前（ex ante）隱藏信息（信息不對稱）導致逆向選擇，事後（ex post）隱藏行動 / 信息導致道德風險。可見，即使區塊鏈能夠完全無誤、真實地記錄參與者“申報”的行爲，但參與者的所有特徵（信息）不可能被另一些參與者都觀測到，仍會存在知情者（informed player）和不知情者（uninformed player）。

另一方面，在線下信息轉換到線上數據的時候，區塊鏈無法保證原始數據的真實性。因此，將區塊鏈的數據不可篡改性等同於完全信息或者信息對稱，進而在此論調上建立的任何邏輯的、理論的推理都是“空中樓閣”。

當然，還有一種說法，是區塊鏈有助於信息對稱，看似對“區塊鏈消除了信息不對稱”放鬆了假設，但實質也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從網絡科學理論看，信息級聯效應的存在容易產生羊羣行爲，在這個過程中，信息不是趨於對稱，反而已被扭曲，網購中的“刷單”現象就是典型的利用信息級聯效應制造信息不對稱從而牟利。

其次，在博弈論中的“信息”並不是說參與人之間擁有各自的所有特徵（當然，完全信息是最美好的），如果區塊鏈所記錄的信息並不是參與者就某件事博弈所需要的進入支付函數（影響個體收益）的信息，那麼這樣的信息也是無用的，信息仍舊是不對稱的。

總之，僅以區塊鏈與信息（不）對稱而言，將其大而化之，統而總之的理解是不嚴謹的，至於據此假設推理出的“區塊鏈大幅降低交易成本”（這裏是制度層面的交易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論調也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除此之外，“雞同鴨講”還體現在 IT 人員大談經濟學理論，經常對極其複雜的貨幣理論發表“高見”，一個個儼然莫測高深的哲學家、未來學家；沒有高等數學基礎的人大談密碼學與計算機科學，指出區塊鏈的金剛不壞之身；資本大佬和幣圈梟雄縱論古今，把區塊鏈拔高到“信仰”與“神學”……諷刺的是，力圖化解信息不對稱的區塊鏈已經在人的主觀性活動下不斷製造信息不對稱。

五、中國發展區塊鏈要考慮當下的主任務、大環境

正如人民日報的署名文章所言，“要抓住區塊鏈發展的機遇”，這是對的！但在我國面臨經濟“去槓桿”，要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的主任務下，要有正確的打開區塊鏈的姿勢。

首先要認識到新技術必然帶來新風險。如果運用不當，區塊鏈技術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很大的危害，甚至是巨大的災難；應當警惕區塊鏈技術炒作，防止價值泡沫；應當不斷完善區塊鏈技術，真正解決經濟產業發展的一些痛點，開發更多的應用場景，使區塊鏈技術真正的“脫虛入實”。

其次，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中央媒體不應發表對區塊鏈技術及應用的風險避重就輕的新聞報道，更不能“火上澆油”；有關部門應高度警惕、重視並處置媒體（人）在區塊鏈投資推廣中的不當行爲，減少因他們的道德風險而對已經脆弱的金融穩定產生不利影響；金融監管部門應加強與媒體管理部門、技術監管部門的溝通，及時發現新興媒體傳播風險的行爲並實施阻斷。

再次，要堅持科學的理性精神。另一個春節期間刷屏的文章《北大光華院長劉俏：時代從來沒有放棄我們》發人深省：

沒有科學的理性精神，我們主動或是被動放棄獨立思考的能力，腦子裏固化出對“權威”和“大家”的崇拜與依附，將思想自由拱手讓出，讓一個又一個似是而非的思維泡沫引領自己對世界的認知，進而不斷加劇自己的焦慮感。於是，面對迎面而來的各式衝擊，我們雷厲風行尋找各種風口——制度風口、資源風口、商業模式風口、技術風口、甚至“無厘頭”風口，把“短、平、快”的攫取利益視爲當然，把建立關係和做交易的能力等同於經營管理和商業思想，把跑馬圈地、佔有各類資源並據此瘋狂尋租看成中國式的商業規律；我們開口閉口大數據、人工智能、基因療法、比特幣、區塊鏈和 ICO，爲能否得到那張技術“船票”而焦慮，卻不知只有通過更爲系統、註定辛苦的學習和獨立思考才能深入理解這些技術的底層結構和支撐它們的基礎設施，進而判斷它們可能的商業應用場景。沒有科學的理性精神，缺乏追問因果關係的想法，我們偏安於林林總總的各類思維泡沫之中，自以爲是已經洞悉這個時代的真實面貌，找到了那些推動人類進化的源動力。

因此，只有堅持科學的理性精神才能避免“雞同鴨講”的尷尬與荒謬。

最後，要考慮國際政治、經濟大環境。一些人總是把“幣圈出海”作爲去年 9 月 4 日監管政策失誤的證據，進而要求國家重新放開數字貨幣交易和融資（ICO），筆者對此言論不能苟同。

第一，區塊鏈技術仍處於探索階段，除了比特幣等各種“發幣”，缺少能夠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同時，在比特幣爲範式的治理模式下，治理機制不完善，專業投資人面對的道德風險極大。那些所謂“出海”的交易場所和區塊鏈投資項目通過發行自己的代幣或者幣，與比特幣、以太幣對標，基於互聯網社交軟件向國內中小投資人推銷、路演，甚至誘導我國民衆去境外網站購買所謂的代幣，其實質已經是公開發行證券了（參見美國 SEC 有關新聞稿）。對此非法金融行爲難道不應該禁止嗎？經濟學裏有個理論，叫“動態一致性”，是說政府的一種政策不僅在制定時應是最優的，而且在制定之後的執行當中也應該是最優的，否則就是動態不一致。如果政府的政策許諾是不可置信的，那麼具有理性預期的公衆自然不會相信政府，制定的政策在執行之後自然不會產生如期的效果，這裏，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言而有信，說到做到。

第二，不能用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域外的做法倒逼中國決策層。現在有些學者動不動就拿日本、美國的政策態度指責中國的政策不當，跟不上時代。可是，比特幣已經發展到近 3000 億美元的規模，不少國外智庫已經將比特幣視爲國際政治角力的工具與結果。美國有美國的國情，經歷過 2008 年金融危機後，資本市場卻屢創新高，特朗普政府卻要“弱監管”（deregulation），這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同時，日本長期處於經濟疲弱，負利率貨幣政策效果不彰，Krugman 曾在紐約時報撰文說，提振經濟需要重回“動物精神”，可見，沒有或過度的“動物精神”都不利於經濟發展，日本通過鼓勵數字貨幣交易，激發市場的“動物精神”也是符合其國家利益的。至於新加坡、瑞士等國，其長期依賴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設施發展經濟，對各種金融新業務、新業態持一貫的開放、鼓勵政策。反觀德國這樣的着重發展實體經濟的國家，其央行行長在去年就公開警告數字貨幣會加劇金融危機，持審慎態度。可見，各國對於數字貨幣、區塊鏈的態度是不一致的，這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但顯然忽視了自身政策對別國的影響。

第三，不能將技術的中立性視爲技術活動的中立性。人們普遍認爲科學技術是絕對的價值中立，然而，如果從更廣闊的視野將科學作爲人類的一種基本實踐活動來看，那麼，我們會發現，科學的“價值中立說”很難站得住腳。科學絕不只是一種客觀的知識體系，尤其不是一種脫離社會和人文價值環境的知識體系，因爲它同時還是一種社會活動、一種社會建制、一種文化，它是由作爲價值載體的人來實現的實踐活動，因而又具有“價值非中立性”。因此，區塊鏈技術本身的價值中立性並不會帶來基於區塊鏈的經濟社會活動的價值中立，當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如何應對區塊鏈大規模應用所產生的新的、深層次的社會、經濟、金融風險時，政府部門是否應該大膽的鼓勵、推廣，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就好比核能發電，我們沒有完全掌握安全、可控的核聚變技術就能用於生產發電嗎？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面對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各種破壞性創新技術的推廣應用，特別是金融科技的發展，政府、學界、業界和媒體要頭腦冷靜，切莫用“不可控核聚變發電”！

作者簡介 趙鷂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博士
北京網絡法學研究會副祕書長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