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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進展：DAO Committee 3/7 通過

賞金總量：130USDC

研究種類：Cryptoeconomics, Governance

原文作者 : Nathan Schneider

貢獻者：Demo, DAOctor @DAOrayaki

原文 :Cryptoeconomics as a Limitation on Governance

DAOrayaki 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研究者組織和去中心化媒體，通過 DAO 的形式去中心化地資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進行研究、翻譯、分析等工作。DAOrayaki 由早期的 DAO 組織 DAOONE 核心成員發起，得到了 Dora Factory 基礎設施的支持。歡迎通過文末方式提交 DAO 的研究，瓜分 10000USDC 賞金池！瞭解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探討最新治理話題，關注 DAO 的發展趨勢，歡迎加入 DAOrayaki 社區！

【摘要】分佈式賬本系統的治理實踐已經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和中心化，同時保留了對加密經濟學的承諾——使用經濟激勵來指導用戶行爲，並與加密技術相結合。在幾年的時間裏，加密經濟學已經引入了自我治理。但對加密經濟學的依賴也帶來了對治理可能性的限制。借鑑早期對經濟邏輯如何侵蝕民主的批評，本文確定了加密經濟治理面臨的具體限制。爲了克服這些限制，作者認爲，設計者應該將密碼經濟學包含在一種能夠超越人類繁榮和共同利益的經濟指標的政治邏輯中。

【致謝】本文受益於讀者的慷慨反饋，包括 Eric Alston、Eva Beylin、Vitalik Buterin、Paul D\’Aoust、Joel Dietz、Alexander Lange、Mario Laul、Eugene Leventhal、Harry McLaverty、Auryn Macmillan、Kelsie Nabben、Brandon Ramirez、Lane Rettig , Julia Rosenberg, Sacha Saint- Leger, Jeremy Sklaroff, Lana Swartz, Michael Zargham，特別是本期特刊的編輯和其他撰稿人。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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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貨幣的根本問題是發揮所需的所有信任，”匿名比特幣發明者中本聰在宣佈該發明的早期論壇帖子中寫道——“信任”是指對銀行、政府和其他各種“第三方中間人”的信任（中本聰，2009）。取傳統貨幣而代之的是，中本聰提供了一個密碼學和經濟激勵系統，使數字貨幣變得“安全”和“省力”。

十多年後，中本聰的創造豐富了人類自治的詞彙，如工作量證明（proof-of-work）、股權證明（proof-of-stake）、鏈下（off-chain）、鏈上（on-chain）、自我主權（self-sovereignty）、全息共識（holographic consensus）、智能合約（smart contracts）、聯合曲線（bonding curves）、樂觀共識（optimistic consensus）、女巫抵抗（Sybil resistance）、二次方投票（quadratic voting）、治理代幣（governance tokens）等曾經晦澀或不存在的術語。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數字資產現在依賴於這些行話及其所代表的創新。對於制度設計的觀察者來說，中本聰奇異突變所產生的生物體中似乎正在發生寒武紀大爆發。

那麼信任變成了什麼？De Filippi 等人（2020）總結說，雖然比特幣及其後代的分佈式賬本技術沒有完全擺脫信任，但它已經產生了一種新的“信任機器（confidence machine）”。從信任到信心的部分轉變，將治理的負擔從人轉移到了技術系統，招致了治理系統設計的復興。

對於正在進行的文藝復興的所有成就，我建議對其可能性的反面進行審視。信任機器帶來了哪些限制？當機構試圖減少信任的空間時，哪些治理選擇會消失？這臺機器無法衡量什麼？這些問題特別緊迫，因爲分佈式賬本技術代表了一種預言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Leach，2013），因爲許多從業者尋求取代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制度基礎設施（Dicker，2021；Faustino，2019；Swartz，2017）。如果區塊鏈及其同類產品是未來社會的萌芽，或者至少是它的一些重要子集，那麼它們將萌發出什麼樣的社會？

我把支撐比特幣、衍生區塊鏈和其他分佈式賬本技術的邏輯，用從業者的密語來形容，即加密經濟學。行業出版物 CoinDesk 將這一“關鍵概念”定義爲“考慮到經濟激勵和經濟理論的應用密碼學領域”——既不是抽象的密碼學也不是經濟學，而是兩者在實踐上的融合（Stark, 2017）。該術語與以太坊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Voshmgir & Zargham，2020）廣泛相關，根據他的說法，“加密經濟學從根本上說是關於使用經濟激勵與密碼學一起設計和保護不同類型的系統和應用程序”（Buterin，2018）。

例如，比特幣的加密數學確保了其賬本上單位的人爲稀缺性；這些代幣的感知價值，反過來激勵用戶花費計算能量來執行被稱爲“工作證明”的昂貴加密數學。數學保證了經濟的安全，這反過來又促使人們使用數學（Maurer 等，2013；Babbitt & Dietz，2014）。

對於 Buterin （2018 年）來說，這與信任息息相關：目標是“通過創建系統來減少社會信任假設，在這些系統中，我們爲良好行爲引入明確的經濟激勵措施，並對不良行爲引入經濟懲罰。”傳統的信任先決條件，如個人熟悉度（Luhmann, 2000）和有資質的專業知識（Giddens, 1991）在加密經濟的風暴中逐漸過時。幾年前，以難以理解的方式，諸如難以理解的分類帳地址和非稀缺數字藝術品的稀缺表示等數字人工製品已獲得合法性，以至於人們認爲它們具有價值（Buterin，2021b）。加密經濟學正在以一種形式消亡官僚機構，並以另一種形式使其神化（Laul，2021）。文化和意識形態在這項技術的成功中發揮着作用，但加密經濟學首先將它召喚出來，作爲他們的粘合劑和用戶最喜歡的談話話題。

加密經濟學中的經濟學引發了一系列特定的焦慮。長期以來，批評者一直警告不要搞經濟擴張邏輯，擠出了公共生活中充滿活力的政治空間。從墨西哥南部的 Zapatista 叛亂分子（Hayden，2002）到 William Davies （2014）和 Wendy Brown （2015）等政治理論家，“新自由主義”對經濟學指導社會所有方面的渴望代表了對民主治理和人類自身的威脅。Brown 有言：

“新自由主義將人類的每一個領域和努力，以及人類本身，按照一種特定的經濟形象進行改造。所有的行爲都是經濟行爲；所有的存在領域都被經濟術語和指標所框定和衡量，即使這些領域沒有被直接貨幣化。在新自由主義的理性中和受其支配的領域中，我們都是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而且到處都是經濟人（第 10 頁）。”

對於 Brown 和其他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來說，經濟的崛起意味着政治的衰落——即集體決定共同利益的空間和達到目的的手段。Brown 繼續說：

“作爲一個經濟框架，經濟目的取代了政治目的，一系列的關切成爲資本增值項目的一部分，或完全退去，或在被“經濟化”時被徹底改變。這些問題包括正義（及其子元素，如自由、平等、公平），個人和人民的主權，以及法治。它們還包括與即使是最溫和的民主公民實踐相關的知識和文化取向。（第 22 頁）”

市場看不到的東西，也就是不可想象和不可能的事物。如果市場看不到不斷變化的氣候，就沒有動力對其採取行動。如果市場不會同情無家可歸者，而如果我們學着成爲市場希望我們變成的那樣，我們也不會。

對經濟學對政治的腐蝕性可能性的擔憂先於新自由主義的術語。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58/1998）觀察到古希臘民主思想如何將經濟學視爲與政治領域分離的私人事務。雅典的性別歧視、奴隸制經濟使公民能夠以相對平等的身份進入政治，他們的“前政治”基本需求已經得到滿足，其民主可以遠離私利和腐敗。自由和值得信賴的公民意味着不受經濟學及其灌輸信心的方式的影響。政治紐帶是信任的紐帶。

Arendt 對完全不同於經濟的政治的表述，爲我們在這裏的目的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襯托；讓我在提到政治時指的是 Arendt 的某種近似用法。在經濟人之前，政治機構是智人的領域。即使政治不能——而且可以說不應該——完全脫離經濟生活，但政治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有能力注意和處理不太經濟的考慮。例如，當一個國家的稅收政策利用經濟手段時，立法者通常必須根據公共利益的概念來合理化它，而不是爲財務指標而優化。雖然政治很難不受自我利益的影響（Alston，2020），但政治家的自我保護等激勵措施可以引入經濟學本身所不具備的必要條件。

對經濟學腐蝕的擔憂，如 Arendt 和 Brown 的擔憂，是否與加密經濟學有關？David Golumbia （2016）有力地論證了這一點，承認許多區塊鏈設計者及其系統與新自由主義教父 Friedrich Hayek 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有親緣關係。相比較而言，我對加密經濟學所取得的成就更加欽佩，對其開放的可能性更具吸引力。然而，我們必須評估由激勵機制構成的世界是如何提升我們的某些部分並壓制其他部分的，使一些可能性看起來合理，而另一些則不然。很難想象像團結（solidarity）這樣的重要政治行爲，以及它所意味着的同胞之情和犧牲，會在加密經濟學中出現；就像禮物一樣（Mauss, 1925/2006），遊戲理論計算的存在似乎會削弱親社會行爲的力量。蜂擁而至的推文“HODL！”——這是對“持有（hold）”代幣的呼籲，希望召喚下一個牛市——是對團結的蒼白替代；在加密經濟學的成語中，最接近的同義詞是“協調”。繼哈耶克之後（並經常引用），這些系統的設計者似乎認爲經濟學是組織大部分社會的充分基礎，與 Karl Polanyi （1944/2014）的說法相反，後者認爲市場是政治的下游。

同時，越來越多的分析將加密經濟學及其相關技術解釋爲共同化的引擎，符合 Elinor Ostrom 的精神（Cila 等人，2020；Fritsch 等人，2021；Reijers 等人，2016；Rozas 等人，2021，2018）。這種方法有很多值得稱讚的地方，因爲由參與者管理的區塊鏈似乎確實類似於公共資源。然而，在某些方面，加密經濟學也類似於公地的反面：圈地，其中曾經是共同擁有的東西被細分爲可擁有、可交易的資產（Federici，2004）。在加密經濟學下，以前難以或無法買賣的東西，從加密計算能力到數字遊戲中的房地產，都成爲市場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加密經濟市場依賴於某種人爲的稀缺性，比如中本聰對比特幣的供應限制爲 2100 萬個。更具侵略性的圈地和稀缺性的形式可能會隨之而來。在過去，商品化的重大進展產生了奴役人類和征服原住民曾經共同的土地的市場。如果加密經濟愛好者沒有把他們改變世界的目標定得那麼高的話，這種比較可能顯得很危言聳聽。

我通過對 13 個與治理有關的加密經濟項目的參與者進行非結構化訪談來進行分析，這些訪談是通過滾雪球式的抽樣過程選出來的；其中的引文是經過次級許可後使用的。在 2020-2021 年的牛市中，我還參與了對幾個“去中心化的自治組織”（DAO）的觀察，在牛市中，主要加密貨幣的價值達到了歷史高點。根據這些遭遇，在下文中，我調查了加密經濟學所呈現的新前景，隨後分析了其新出現的侷限性。最後，我概述了關於加密經濟學如何通過納入政治邏輯而成熟的假設，在政治邏輯中，經濟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治理中可用的運動範圍儘可能廣泛。我希望這些觀察可以爲未來的實踐和實證研究提供參考；如果加密經濟學遇到了它的侷限性，那麼未來的學術研究和創業都應該注意不要被它所限制。

我提出的論點既是規範性的，也是預測性的，儘管對於一項激發烏托邦願望的技術來說可能是反常的：加密經濟項目需要重新發現政治生活的舊習慣。這就需要將經濟學籠罩在由主要不是經濟性質的機構制定的規則之中，這些機構能夠闡明、體現和發展對共同利益的共同理解。這一論點意味着，只生產信心機器而不培養信任的、永遠不確定的工作是不夠的。

加密經濟學爆炸

本文加入了關於加密經濟治理的不斷擴大的文獻。這些文獻基本上同意，加密經濟學引入了新的治理工具，其後果仍不確定，值得進一步研究。例如，加密經濟學在實現更快速的增長和採用方面值得注意，比最近組織補充和替代貨幣的其他努力（Meyer 和 Hudon，2019 年）；同時，分佈式賬本在公司或政府的控制之外積累了大量的價值，使得如何治理它們的問題變得緊迫，但超出了現行制度的範圍。雖然目前還不清楚加密經濟系統在未來的經濟和社會中會扮演什麼角色，但實際存在的實驗包含了治理方面的創新，使人們對其持續產生興趣（例如，沃頓密碼治理研討會，未定；El Faqir 等人，2020；Wright & Law，2021）。

其中一些創新至少有可能包括：

1）幾乎實時評估偏好的動態決策過程（Beck 等人，2018；Reijers 等人，2018）

2）傳統政治或商業中沒有的投票系統（Kar- jalainen，2020）

3）不同參與者之間的激勵協調機制（Beck 等人，2018；Karjalainen，2020)

4）算法上的爭端解決（Barnett & Treleaven，2018）

5）無許可的參與（Beck 等人，2018）

6）廣泛共享的問責制和利益分配（Beck 等人，2018；Fritsch，2019）

7）自我強化的安全和審查阻力（De Filippi 等人，2020）

8）不受外部控制或監管的主權（De Filippi & Wright, 2018; Duffy, 2017; Manski & Manski, 2018）

9）鏈上活動的透明度（Cila 等人，2020）

10）治理的競爭性市場（Alston，2019）

爲了至少說明其中的一些創新，我將簡要地講述最近三個加密經濟治理的實踐案例。

Kleros case 532

圖 1 Omen 預測市場

Kleros 這個名字來自希臘語中的隨機性，指的是雅典民主國家使用彩票來選擇政府官員。它是一個建立在以太坊協議上的加密經濟法庭。案例 532 提出的問題是“喬-拜登會不會贏得 2020 年美國總統選舉？”該案件源於以太坊預測市場 Omen，該問題在該市場積累了 145 萬美元的交易量。答案的仲裁者是 reality.eth，這是一個加密經濟“神諭（oracle，也稱預言機）”——指的是古希臘政治的另一個更神祕的特徵——對現實世界的事件進行衆包驗證。神諭未能作出決定，因此該案件被提交給其預定的仲裁人 Kleros。在那裏，此事於 2020 年 12 月 20 日以有利於當選總統拜登的方式得到解決——在一羣暴徒襲擊美國國會大廈試圖推翻選舉的兩週前，陪審團成員必須以代幣爲賭注才能參與。陪審員通過正確選擇他們希望其他陪審員獨立選擇的答案，來獲得獎勵。這個過程實現了博弈論中的“謝林點（schelling point）”概念（Aouidef 等人，2021；Dylag & Smith，2021）。

這樣的陪審團不進行審議，不共同尋求共同利益；其成員通過自我利益聯合起來。在來到陪審團之前，案件的事實依據應該不是來自官方機構或受人尊敬的新聞組織，而是來自同樣受到獎勵要求約束的匿名用戶。預測市場本身是以這樣的假設爲前提的：當人們在這個過程中獲得或失去相當於金錢的利益時，他們會做出更好的預測。在這裏，有關總統選舉的政治已被徹底轉化爲一個經濟集羣。

The Graph: GIP-0002

The Graph 是一個促進去中心化網絡的數據查詢的協議。它是許多其他項目所依賴的一塊加密經濟基礎設施，其 GRT 實用代幣在 2021 年 2 月代表的市值峯值爲 2,878,164,921 美元，在 2021 年 2 月。The Graph 改進提案 GIP-0002 尋求對協議進行技術修改，以“爲索引器索引獎勵分離目標地址”。該提案的具體實施是在 Radicle，一個去中心化的代碼託管平臺。討論發生在一個基於 Discourse 的論壇上，在那裏它獲得了近兩百條評論。按照 GIP-0001 中概述的程序，在 Snapshot 上進行了一次投票，該平臺允許用戶用其持有的代幣進行投票；在 2021 年 3 月 9 日至 3 月 16 日期間，99.72% 的 GRT 代幣投票支持這一變化。該投票本身並沒有約束力。3 月 23 日，一個論壇帖子宣佈，Graph Council，一個控制協議變化的網絡參與者小組，將推遲實施，因爲自投票以來提出了擔憂。直到 3 月 29 日，該提案才真正被添加到協議中，隨後的提案可以解決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圖 2 snapshot 的提案

The Graph 沒有像其他協議那樣依靠直接的代幣投票，而是使用了一個類似於董事會的調解層，即 Graph 理事會，協議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團體都有代表在其中。在這種情況下，該提案有可能有利於一個利益相關者羣體而不是其他人，而通過理事會的決定需要多個利益相關者羣體同意。同時，“快照（Snapshot）”投票給理事會帶來了壓力，要求其執行代幣持有人的意願。

1Hive on-boarding

我讓我的幾個線人推薦一個可以加入的充滿活力的 DAO，而 1Hive 在幾個名單中名列前茅。其網站聲稱“對於每一個人來說，蜂蜜（Honey）就是錢”。“1Hive”是一個“社區”，沒有公司或其他法律實體的支持，它有自己的代幣（Honey）、交易所（Honeyswap）、金融產品（Honeycomb）、章程（Community Covenant）和爭端解決系統（Celeste）。蜂蜜代幣（Honey token）在 2021 年 3 月的最高市值爲 29,135,127 美元。決策是通過“信念投票”進行的，它將權力權衡給那些通過在一段時間內押注代幣來表明一致偏好的參與者（Emmett，2019）。社區成員在 Discourse 論壇、Discord 聊天室和 Telegram 聊天室進行交流，每一個都需要一個單獨的賬戶。一個名爲 Pollen 的系統根據用戶在 1Hive Discord、Discourse 和 GitHub 空間的參與情況分配蜂蜜獎勵。當我試圖瀏覽這些術語並確定這一切的意義時，我在論壇上看到了一個 3180 字的帖子，“關於 1Hive 的一切都在一個地方”，詳細介紹了讓一個人的所有賬戶、錢包和代幣足夠有序地參與的必要步驟（Eth_man，2020）。這讓我比較困惑，只能完成其中一部分。

圖 3 1Hive 登錄頁面，正在考慮的提案列表

據我所知，這一點有雙重含義。一方面，它是在卡通蜜蜂的庇護下的“金錢”。一種社區貨幣流經 1Hive 的平臺，以鼓勵親社會行爲。然而，社區公約將目標放在了較少的財務方面：“1Hive 是一個由積極分子組成的社區，他們尋求建立一個更加自由、公平、開放和人道的未來。”Celeste 的加密經濟陪審團負責執行公約的定性價值（sacha，2021）。根據 1Hive 討論中反覆出現的口號，“爲蜂蜜而來，爲蜜蜂而留”。也就是說，儘管經濟學在第一次遇到和探索 1Hive 時佔據突出地位，但參與者將社區的主要價值理解爲人際、社會和非經濟。有趣的是，社區似乎確實充滿活力。在充滿模因的 Discord 中，我在網上的前幾分鐘交了一個新朋友。

觀察

在 2017 年的加密貨幣繁榮週期中，治理往往被視爲一個問題，需要通過一個統一和可擴展的解決方案來解決。諸如 Aragon、Colony 和 DAOStack 等項目，由於密不透風的加密經濟和用戶友好的平臺，着手成爲治理各種網絡的操作系統（El Faqir 等人，2020）。到了 2020-2021 年的繁榮時期，加密經濟治理已經成爲現實，而不僅僅是一種意圖。它也是零碎和分散的，發生在不同的和拼湊起來的工具中，許多提供的治理機制在傳統機構中是不熟悉的。地下經濟治理似乎並沒有向單一的機制靠攏，而是分化爲各種不同的、相互關聯的過程。從 Kleros 司法機構到 1Hive 的各種社會大廳，經濟激勵存在於每一層，即使參與者闡述了非經濟目標。Spacemesh 的 Lane Rettig 說，“一路下來都是烏龜”——烏龜的意思是，加密經濟系統坐落在更多的加密經濟之上，等等（個人通信，2021 年 4 月 27 日）。

發燒友們設想 DAO 有一天會重新組織企業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也許他們會這樣做。目前的實踐表明，這樣做將意味着日常互動的徹底金融化。顯然從事非金融活動的項目，如沉浸式遊戲 De-centraland 和社交媒體網絡 Hive （不要與 1Hive 混淆），與它們的企業競爭者沒有什麼區別，只是沿着加密經濟路線分配權力，並提供新的商品化體驗手段。賄賂拉票（vote-buying），這種做法通常被認爲是傳統政治體系中的大忌，在加密經濟設計中已經上升爲一種藝術（Automata Finance, 2021; Buterin et al., 2018），表明在這種文化中，經濟是政治的最好替代。

Cryptoeconomics 也是一種“重疊的共識”（Rawls，1987），使具有不同目標和社會願景的人能夠一起工作。設計師們通過明顯不偏向任何一組參與者的系統，以“可信的中立性”（Buterin, 2020）爲目標來描述這一點。人們擔心，偏離加密經濟學會導致這種偏見，並趕走擔心面臨偏見系統的不利條件的參與者。

然而，正如 The Graph 的過程所表明的，加密經濟機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De Filippi & Loveluck (2016) 指出，在早期的比特幣社區中，有一種“看不見的政治”在發揮作用。個人關係、小集團、私人聊天組、僅限邀請的電話和其他“鏈外”權力流動的作用仍然很突出，而加密經濟機制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渴望“逐步去中心化”的早期項目中——即逐步將所有權和控制權從特定的創始人或公司擴大到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社區（Walden，2020）——參與者執行加密經濟學，即使它尚未完全統治，因爲加密經濟學是信心機器的引擎。當機器尚未完全運作時，加密經濟學的表演可以產生信任，直到信心大概取代它們。

在加密經濟設計者中，人們也可以找到對較少經濟邏輯的渴望。Orca Protocol 的顧問和 Aragon 的前僱員 Maria P. Gomez Gelvez 認爲，“DAO 更接近於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個公司”（個人通信，2021 年 5 月 20 日）。Graph 團隊拒絕簡單的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而支持更有容量的利益相關者治理（Ramirez, 2020）。Gitcoin 的創始人 Kevin Owocki 在推特上寫道：“ETH/Defi 背後的動力有一個比利潤更重要的目的。”他用“公共物品”的經濟概念來描述 Gitcoin 的目的，這些物品往往在市場視野之外（Owocki, 2021）。後來在同一條推特上，他補充說 [原文如此]，“我只希望我們不要讓人們失望+真正創造持久的利益 [心形表情符號]。”以太坊創始人 Vitalik Buterin 曾感嘆“財閥制度仍然是壞的”，儘管它在包括他自己的加密經濟系統中普遍存在（Buterin, 2018）。他還呼籲，除了簡單的代幣持有之外，還要有確定社區成員資格的方法（Buterin, 2021a）。然而，他堅持認爲，“答案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加密經濟”（Buterin，2018）。

加密經濟學的侷限

如果一個治理系統的目的是使參與者能夠擁有儘可能多的自決權——我希望這是一個可以容忍的過度簡化——那麼，任何抑制自決權的因素都會成爲一種限制。如果一個治理系統在解決問題的能力上面臨着嚴重的限制，那麼它是多麼值得信任或信賴？

本節的目的是確定依靠加密經濟學目前確實或可能招致的對治理的限制。我回顧了幾個明顯的限制。這些反映了加密經濟系統被廣泛認可的屬性，它們是積極發展的場所，隨着實踐的發展可能會被解決。但就目前而言，我認爲這些限制表明，關於經濟學對民主治理的腐蝕作用的舊有擔憂也與加密經濟領域有關。

這些限制的根源是加密經濟學對人類用戶的身份和完整性視而不見——這是一個持久的，但不一定是永久的條件。在大多數前數字政治和經濟治理系統中，識別參與者並不是一個存在的問題。困難出現在邊緣情況下。欺詐，可以通過威脅要懲罰它的法律來儘量減少。當公民的姓名或性別識別發生變化時，當局可能沒有簡單的程序。越過邊境的難民可能會遇到身份識別問題。但許多人發現，他們可以把基於政府的身份基礎設施視爲理所當然。占主導地位的互聯網平臺也開始將用戶的政治性身份納入其系統，或直接（如要求政府頒發的身份證明）或間接（如通過銀行賬戶或電話號碼）。

密碼經濟學通常尋求避免對政府等中心化機構的依賴。對於分佈式賬本系統的開發者來說，代表參與者的身份是一個長期問題，這正是因爲密碼學如何掩蓋其用戶，以及經濟激勵如何獎勵欺騙行爲。一個常見的焦慮是“Sybil”攻擊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用戶可以通過僞裝成許多用戶而獲益（Conte de Leon 等人，2017）。這種攻擊可能很容易，也很有破壞性。一些應用程序可能需要用戶通過多種方式驗證他們的身份，例如在社交媒體賬戶上發佈代碼，製作自己的視頻，並提交生物識別數據。在加密經濟背景下，人的身份不能被視爲理所當然，而且建立人的身份會產生成本。例如，忍受複雜的身份驗證過程，可能會阻止積極性不高的用戶完成入職過程，從而減少採用。

對於許多區塊鏈愛好者來說，不依賴個人身份是一個特點，而不是一個錯誤，在隱私和無許可參與方面提供了優勢。加密經濟學還可以產生改進現有選擇的識別協議，例如通過基於網絡中其他人的聲譽和相互證明的“自我主權身份”機制（Tobin & Reed，2017）。這種方法可以讓用戶對他們如何代表自己進行前所未有的控制，並可能不太容易受到政府的脅迫或崩潰。但加密經濟學還沒有提供一種廣泛採用的識別獨特的人類用戶的手段。因此，對經濟單位的控制，而不是基於人格的單位，仍然是治理的基本邏輯。如果人的身份仍然具有內在的重要性，就會對治理提出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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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DAOrayaki 第一階段的回顧–去中心化媒體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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