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盆景”：藝術如何在城市生活中落地生根

由 熱鏈中的人 於 1 月 1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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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週前的重慶，Artsy 聯合 Boma 開啓了三場關於城市藝術的對話。Artsy 自成立至今，最大的目標便是讓藝術觸及更多人的世界，推動藝術產業的民主化發展。我們相信藝術並不僅僅屬於少數精英，但是在藝術普及的道路上，能夠發聲的從業者、參與者和城市管理者常常需要面對與“觀看者”，是與大衆之間溝通的障礙。如何讓藝術給城市文化生活帶來一些實質的、積極的影響，從業者應該反思什麼、突破什麼，我們希望以重慶的城市案例爲依託，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第一場對話的主題爲“如何通過藝術塑造城市 IP”。每座城市都擁有着其獨一無二的人文歷史與文化氣息，它是一座城市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積澱出的文化財富。城市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需要文化 IP？城市文化 IP 有怎樣的表現形式？城市 IP 開發中現行的問題在哪裏？

討論者分別爲十方藝術中心創始人曾途、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及博鰲文創院執行副院長王旭、藝術家王令傑、亞洲藝術中心上海空間總監鄧一心。在 Artsy 中國區內容與營銷總監謝斯曼的主持下，圍繞“城市文化 IP 的要素與形式”“理想的公共藝術與城市 IP 及城市居民的關係”“理想的城市文化空間”等層面進行討論。

第一場對談參與者：謝斯曼、鄧一心、王令傑、曾途、王旭（左起）

一個城市的 IP 應具備怎樣的要素和特點，有什麼樣的表現形式？，有表現形式？

謝斯曼

王旭

從建築師+文旅從業者的身份來看，一個網紅城市或者知名城市這樣的 IP 會給城市帶來巨大的文旅效應。一箇中小城市如何通過城市 IP 獲取關注，是非常有趣的議題。很多時候，城市的體量和 GDP 和與其 IP 不一定成正比。紐約、東京、米蘭等等國際大都市肯定有它自己的 IP，包括中國的杭州、西安、成都、重慶也是；但同時在文旅領域，也會出現越後妻有、西南偏南等活動能夠定義一個城市，包括波士頓附近的小城 Provincetown 也以藝術著稱，很多藝術家聚集於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 IP 與它的文化認知有關，找到一個領域的細分賽道的是成功的關鍵，而通常它是由當地熱愛慢生活的人去創造出來的。

曾途

城市這個詞本身就定義了它的身份問題。有圍牆、有工事是城；居住在這個區域的相互交易就是市。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化城市又有不同，概念中包括了現代化的分工和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城市本身的身份很確定。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它本身存在的基點和生態當中，人們所擁有的那個可能不自知的共同身份。IP 要基於城市的文化現實去鍛造。城市經歷過的歷史會塑造城市的空間和生態，但是在城市經歷現代化的過程中，外來的賦能或者影響，使得城市 IP 的打造面臨歷史積澱與現代化的短歷史怎麼融合的問題，城市 IP 是歷史和現實的綜合體。

王令傑

以遊客的身份來觀察重慶，外來人的身份去看這座城市的 IP，讓我開始回顧探訪其他城市的經歷。在我的經驗中，有四種藝術活動會被人記住，進而被當做 IP。首先是世界性的藝術機構，比如紐約的 MoMA、巴黎的蓬皮杜和東京宮、倫敦的泰特……這些巨型藝術機構是城市 IP 的一部分，他們的在地性表現爲長期持久地爲當地的藝術家提供的支持，國際化特性則是這些巨型藝術機構引入的衆多藝術活動展覽和國際視野。第二，是週期性專業展覽，比如威尼斯雙年展、明斯特雕塑展、卡薩爾文獻展、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節……這些展售一體化的藝術活動本身就在構建藝術生態。第三是藝術家聚集的區域，如倫敦的 Camden Town 、北京的 798、上海的 M50，這裏聚集了最前沿的藝術嘗試，人們樂意去探訪。第四是重要的城市高密度展覽和交易活動，巴塞爾藝術展全球開花，巴塞爾甚至成爲藝博會的代名詞，而今年的上海 11 月的藝術周也是這樣的存在。

鄧一心

倫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 19 世紀開始有四個基座，上面有四個英雄的塑像。英國當代最偉大的雕塑家之一安東尼·葛姆雷在廣場的其中一個基柱上做了一件公共藝術作品。他把傳統的經典塑像移走，讓市民、遊客在這個基座上發生互動。這個作品和王令傑在靜安雕塑公園的作品《想做點什麼，又什麼都不想做》有異曲同工之妙，公衆可以在這裏任意發揮，或者什麼多不做。這個作品的厲害之處是它的非物質化，迴歸到了公共藝術最本質的點，最密切、直接地與公衆產生了關係。

四位嘉賓在這個話題中都觸及到城市空間、城市居民、城市歷史和氣質相關的問題，並且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公共藝術。公共藝術是探討城市 IP 的一個特別好的切入口，在不同的藝術形式當中，公共藝術可能是大家能夠想到的、立刻和城市居民與生活發生關係的一種藝術類型，王令傑來介紹一下你近期的公共藝術案例吧。，有什樣的表現形式？

謝斯曼

王令傑

上海靜安國際雕塑展每兩年舉辦一次，這個寸土寸金之地能留出這樣一塊公園，給市民們、遊客們、周邊上班的人添加一些生活經驗之外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這次我參與雕塑展的作品《想做點什麼，又什麼都不想做》是一個在水中的不鏽鋼大球，這個球會吐出一個水霧的菸圈，上升到空中，與風一起、與雲一起，以我們無法捕捉的方式消散在這個宇宙中。抽菸的人吐菸圈的時候是很開心的，小時候我父親只有在放鬆的時候才吐菸圈，這是一個很友好和愜意的狀態。小孩子在畫“家”的時候都畫一個方框、一個三角的房頂和一個吐着菸圈的煙囪。有趣的是，在城市裏已經沒有人住這樣的房子，但大家都還是這麼畫，這個作品就讓孩子看到一個真實的菸圈。觀衆看到菸圈升起的時候趕到莫名的快樂和放鬆就是很好的狀態。

王旭

做文旅，公共藝術是非常重要的，大地藝術中的公共藝術作品能驅動遊客去打卡，然後遊客開車、喫飯、睡覺、買伴手禮……這些消費都會留在當地，所以大地藝術是最棒的全域旅遊。北川富朗老師偏向於選擇與知名的藝術家合作，而賽事可以給更多年輕藝術家機會，而通過賽事得來的衆多作品落地可以通過點去覆蓋面。城市 IP 背後需要有一個劇本，劇本不是對客觀的描述，它需要足夠深和豐富的層次。通過賽事向上千個藝術家提問，集體智慧的算力，可以幫助這個城市定義城市 IP。公共藝術完全可以推進一個地方的文旅發展，深度地去定義城市 IP。而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公共藝術作品落地之後，通過藝術的研學、藝術的衍生品製作、藝術家創意護照、和藝術作品強相關的音樂節、戲劇節、藝術季，以藝術這條主線串聯整個城市的內容運營，遊客來這裏的理由就構建出來了。

我個人認爲，公共藝術分爲不同的層次和品質。第一個層次是藝術作品僅僅放置在公共空間當中，但它沒有和空間產生關係，你覺得這個作品可能放在任何其他空間裏都不會產生差別；第二個層次，藝術作品和環境產生了互動，與空間產生了聯繫，觀看者明白爲什麼這件作品放在此地；第三層次，也是最高的層次，是藝術作品與當地居民產生了精神上的互動，對當地的居民生活和文化生態產生了深遠影響。有什樣的表現形式？

謝斯曼

曾途

我曾經和北川先生探討過他的想法，你說的這三個標準非常棒，轉化成他的標準就是藝術節應該具有國際化的視野（國際性）、應該尊重當地的文化和空間（在地性）、爲了老爺爺和老奶奶的微笑。第三點學界往往認爲不重要，認爲只是一個口號。前兩點，老百姓聽不懂，而最後這點，學界聽不懂，但最後這點是老百姓唯一能夠給你的。在這個城市裏，他過得快不快樂，這當中沒什麼學術，而是剛纔你說的，你的作品我願意它在那兒，我高興，這就很重要。這個看起來是情感牌，但我們會發現我們剛剛說話的一整套體系，重慶老百姓都聽不懂。

公共藝術最難做不是藝術，而是公共。每個地方公共性的生成、問題的生成的邏輯完全不同。我們都知道，公共性這個概念來自於 Politics 和 Policy，來自於希臘語說人們在一起生活，就會遇到在一起的問題，這就是政治，沒什麼高大上的。一羣人在一起怎麼過日子就叫政治，大家開心就是好的政治，不開心就不要在一起，就沒有 Policy，也就沒有英文中的 Polite，也不需要 Policeman。這些所有我們共同在一起需要的專業名詞也就都不需要了。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藝術家、政府、資本都是以非常現代化的方式，帶着專業的強有力的邏輯、推動、組織進入到一個只會對你微笑和只會罵孃的普通老百姓那裏。你會發現每個帶去的公共性議題，說的都是他的事兒，但他全聽不懂，這纔是真正的問題。

剛纔聊到很多國外的藝術節，我深切地感覺到，這些藝術節在他們那兒是落地生根的，在我們這兒，連盆景都算不上，純粹像遊街游過去就完了，連風花雪月都看不到。你可能花了很多錢做了一個世界知名展覽，但老百姓看不見，因爲他們的文化視野和你的文化成果之間沒有關聯性，他的眼睛看不見你的努力。這時候我們知識分子就覺得很悲哀，努力這麼久你都不給我點個贊。所以最難的是公共這個概念。

城市和現代城市的區別是什麼，重慶是城市，它有它的歷史命題；而現代城市中的那個現代，不是所有重慶人都知道的，他們也不在乎。把現代和重慶能融合在一起，變成共識性的新的文化，和中國這種在地形特別強的文明融合，這個參與的過程中所有跟普通人在一起的政治組織和問題生成的邏輯討論不能夠省略。不是藝術走出美術館下沉到民間，那底下根本沒有我們想要的藝術，我們想象中的當代藝術在民間是不存在的。

什麼是當代藝術？所有的居民可能永遠不需要面對這個問題，只有我們需要面對。我們覺得如果我們還能發聲的話，就得認真面對這個問題，而不是反過來說‘你總有一天會明白的’，這太精英主義了。簡單來說，IP 是個現代的新詞，城市本身並不需要 IP，城市只在國際的交互體系中才需要 IP，而不是所有的重慶人一定需要交互體系。你可能拿了一個你邏輯正確的議題扔進了一個完全不屬於他的社羣，所以如果真的未來要做城市 IP，如果不真的尊重他，根本沒想讓他真正地微笑，那就不是真的在做事情。

爲了老爺爺和老奶奶的微笑，這個說法特別動人。藝術從業者需要放下精英的思維，迴歸到本質與城市居民的對話。用藝術打造城市 IP，這其中缺乏不了城市決策者的支持。作爲藝術家、畫廊、機構以及，你們希望得到政府除了資金和政策以外的哪些支持？有什樣的形式？

謝斯曼

王令傑

城市的領導層是這些作品的第一批觀衆，他們也可以與作品產生互動，和藝術家、策展方一起工作，共同分享時間、空間、感情、經驗，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公共關係。

鄧一心

畫廊每天都在做很多具體和瑣碎的工作，去支持藝術家和藏家，然後機構、策展人、評論這些多頭對接，我們的角色越來越豐富。公共藝術最終是爲了人，這就要給予人時間去接觸和了解城市，然而時間是一個無形的成本。我第一次來到重慶，這座城市層次很豐富，重慶森林隱祕部分，陌生人需要時間去探尋，城市更新需要保留本地的韻味，神祕部分需要被留存，本地人和外來人融合的核心是什麼？是這個城市最奇妙的地方。

王旭

我們一半的時間和政府打交道，剩下的一半則是和成千上萬的藝術家和設計師打交道。我們把政府的訴求以衆創的方式去獲取迴應，希望把藝術融入城市發展形成方法論，城市發展引領者像偏科的學生，經濟市場的發展是理科的，文化藝術的發展是文科，需要補齊這一科。一個政府對藝術的投入有可能是它性價比最高的投入。有個一小故事，老父親給三個兒子提了一個問題，怎麼用最少的錢把家填滿，老大用了稻草、老二用了棉花、老三買了蠟燭點亮了，光把房間填滿。藝術對於城市就是這個光，用最小的投入，把整個城市照亮，把整個城市填滿，藝術就是光。

曾途

政府非常重要。城市的領導者，其實就是共同規則的管束者，後來加入了市場經濟，政治經濟學成爲了顯學，左右了包括藝術的一切。新的場域需要新的方法，藝術特別環保和有朝氣，它直接作用於人的形而上。藝術和愛情很像，你只需要慢慢相信愛情，以它爲方法論，這個人就會養你一輩子。我們還是要相信愛帶來的生活是美的，活在這個世界是值得的，在這個城市裏面是被需要的，這些所有人都不會拒絕，我們要多談一點愛。

《芭莎藝術》出版人兼主編孫國勝作爲第二場對話的主持，通過與器·Haus 空間創始人倪昆、原美術館內容總監金秋、A4 美術館首席策展人李傑以及 UCCA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副館長尤洋對話，圍繞“作爲藝術贊助人的城市居民”這一話題進行討論。藝術可以普世化、民主化、哪怕購買一張門票，你也是藝術的贊助人。

第二場對話參與者：孫國勝、金秋、倪昆、尤洋（左起）；李傑通過連線參與

本輪對談者當中，有美術館館長、內容負責人、藝術非營利機構的創始人作爲我們的嘉賓，站在藝術行業一線的角色與我們探討城市居民與藝術的關係。，有什樣的表現形式？

孫國勝

金秋

原·美術館是一座非常年輕的美術館，也是一個很有活力的美術館，用於去打破美術館既有的規則和邊界，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倪昆

我 2006 年開始運作的器空間，經常會做些城市尺度的項目，但我們發現並沒有刻意地去設置藝術項目的方向，而是器空間伴隨着重慶這座城市直轄以來的變化，不由自主地作爲一個當地機構參與到了城市發展的進程中，用藝術的方式和城市當地文化互動。

尤洋

UCCA 目前主要分佈在北京的 798 藝術區，秦皇島北戴河，上海靜安區，而其中位於北京的美術館去年接待超過了 100 多萬人，對話講座、工作坊、表演藝術、放映、研討……在生產專業的智識內容外，UCCA 作爲中國當代藝術的一張名片對外持續發聲。大時代的背景下，通過美術館的這個平臺激勵多元化的人文工作者，去以更有機的方式，去適應時代的轉變，去凝練時代的精神。

李傑

城市居民和美術館不應該是一種從屬關係，美術館並不應該是向公衆輸出某種價值，然後公衆應該去了解和學習。公衆從某種意義上講，生活中並不一定需要這些藝術機構，傳統的美術館和藝術館是在傳遞一種普世的文化。但是在今天，現代公衆的多元視角，應該給藝術機構更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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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和城市居民應該是一種共生的關係，民衆在藝術機構當中去感受到的新的思維，或者是說機構是由民衆持續參與獲得的支持和反饋，這樣的交互關係能讓彼此獲得成長。但是在緊密的交互中，我們要十分警惕藝術消費帶來的模式化，藝術不應被模式化，民衆也不應該被簡單地數據化，藝術背後的都是具體的人，而且有共同的問題，相互的對話纔是一段新的關係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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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怎麼才能與民衆產生一種有效的交互？以 A4 美術館爲例，藝術家和民衆共創的方式，來形成一種有效的創造的行動。比如說 2014 開始的 iSTAR 兒童藝術節，還有今年社區藝術季項目，邀請了國內外非常多的藝術家，策展人，還有城市的兒童和老年人，一起合作公民的共創項目。

近年，當代藝術和公衆之間發生了哪些變化？有什樣的表現形式？

孫國勝

尤洋

當下很多人都在探討，是不是美術館要把壁壘打開，去介入當下的日常生活，首先作爲藝術從業人員，是否對這種圖像生產機制的轉變有一些敏感性，當下廣告學、傳播學也融入到了藝術的傳播中，流行文化和商業文化之於藝術的理解，藝術從業者是否有這個知識結構是很重要的。時代的轉換很明顯，公衆的變化也很明顯，公衆的語言系統，美術館沒有公衆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沒有來自公衆對凝視和注意，藝術本身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挑戰。藝術從業者需要具備這樣的能力，去理解觀衆的語言話術。

公衆走入美術館的需求本身是多元的。拉斯科的洞裏，教堂裏，美術館裏，公衆一直和民衆在一起的，藝術更多是建築物的附着物。啓蒙運動，開始私人收藏。私人藝術屬於人民，藝術就是民主生活的一種體現。

倪昆

機構能不能像一個發動機一樣，拋出一些大家有興趣的問題，然後邀請藝術家的工作落地去做一些實際發佈。重慶現在爲止也沒有特別棒的藝術媒體和藝術協作，特別棒的畫廊，這些都是藝術生態的缺失，我們只做其中可以推動的事情，只抓專業觀衆，保證藝術家去記錄和表達這些社會的變化。購買暨傳播的一個作品，這些案例在專業圈層的傳播，可能會裂變爲二次三次傳播。藝術生態越來越完整是一種期待。

金秋

公衆還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的時候，我們要給他們一些他們能參與進來的機會。

美術館新鮮的體驗，能讓沒進入過美術館的年輕人也進入了美術館。當今的美術館，並非靠民衆買票來生存。其實不單單是買門票、咖啡、文創，這樣的贊助方式，給予關注度的本身也是一種贊助。大部分的美術館經營還是面臨很多困難，以前畫是很好賣的，以前大型裝置和雕塑是很難出售的，但是現在裝置藝術和公共藝術的商業化卻發展得很好。商業開發的邏輯是否改變了？樣的表現形式？

孫國勝

尤洋

因爲發展是動態的，所以要在追問中才能明白其背後的意義。美術館負責智識生產的同時，也是城市範圍的公共文化設施。中世紀時代、啓蒙時代、資本家的時代，每個階段都有不同，內部循環系統，發展出一種有機性。美術館其實屬於一個社會的籌款平臺。它提供的藝術依舊平等，知識平躺，棱鏡的映射，這個是很難得的。每個人的身份是多元的，從不同的社會角度去切入的，消費者和產品之間的關係，在社會中的形態也是變化的。商場和電影院這些都是文化生產的空間，能在其中找到文化屬性的連接。文化營銷機構是預設消費者的興趣和消費模式，藝術機構不同，不會根據消費者的需求去預設內容。

倪昆

獨立策展人，美術館的運營的工作，基本參數，公共教育轉向，在觀衆羣體更近的線索裏面，是否有其他可能性。這幾年通過一個工廠的項目，在探討一個未來設計的項目。藝術和設計是捆綁着一起的，目前新浪潮，我們對未來的想象還不夠充分，做一個小的假設，設計在未來扮演怎麼一個角色。當代的實踐，怎麼去發出邀請，怎麼去實踐落地。

公衆對於當代藝術的參與從未離場，藝術大衆化的時代遠遠沒有到來，藝術從業者所做的努力，其實也是讓更多的人走進藝術，大家的關注就是最大的贊助。，有什樣的表現形式？

孫國勝

EUROPA 木衛二創始人 Edward Ho，明日事務所、派對廠牌 INSTINCT 創始人 James Li，一山文化、一山集市創始人王果，藝術家曾晨，Boma 重慶負責人陳媛元，探討了“流行文化場景中融合的藝術與音樂”，進而解析了未來的藝術市場將會以怎樣的形態出現。本場對談涉及大量影片作品，強烈推薦觀看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