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世紀以來，藝術家們一直通過藝術來回應痛苦、悲傷、損失與不公，這種迴應有時會以格外奪目的情緒宣泄結束。但如果根據這一點就斷然假設，當代藝術家可以從 2020 年的動盪中順利走出來並趁勢創作出一批精湛的新作品，那就有失公允了。即便如此，許多當今的藝術家仍然在疫情面前展現出了強有力的韌性，向世人證明了自己的創作實力。
在此，9 位藝術家將向我們展示了他們今年的全新作品，同時也講述了 2020 年的 COVID-19 大流行以及社會動盪對他們個人的影響。有些人因爲展覽的推遲或取消，不得不在深深的失望中前行；有些人則不顧世界的崩潰，堅持不懈地按時完成藝術生產。一批藝術家在新的媒介與慢下來的節奏中找到了慰藉；另一批藝術家則在照顧孩子和處理損失之間尋覓着前進的方向。雖然有部分藝術家承認，他們的日常生活在今年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但我們採訪的幾乎所有人都提到了他們各自所承受的苦痛。不過即便困難重重，藝術家們仍砥礪前行，不斷產出新的作品。
通過呈現在這個孤立、混亂和不確定的時代生活的個人體驗，我展開了對當前人類狀況的反思，這也是我今年以來的藝術創作主題。
作爲一名藝術家，生活本來就與世隔絕——大部分時間，我都獨自在工作室創作。因此，與其他職業不同，這場疫情並沒有直接影響到我的日常生活。
Erin Armstrong.
End of the Potion, 2020
Duran Mashaal. CAD $6,350
有一天晚上，我在工作室工作到很晚，突然收到了兩場即將舉辦的展覽被取消的消息。得知此事後，我感到有些泄氣，並有一個多月沒有再作畫。在那一刻，我覺得繪畫毫無用處，也反問自己究竟能爲這個充滿苦痛的世界貢獻些什麼。但因爲有一項藝術委託任務的期限將至，我被迫回到了工作室——也正是這個項目重新點燃了我的創作動力。
Erin Armstrong.
Delilah\’s Dawn, 2020
Duran Mashaal. CAD $5,250
繪畫一直是一個冥想和自我反思的過程，所以我有意識地利用這段時間爲自己及理智作畫。在這種心態的引領下，我開始改變自己的繪畫方式。
今年是動盪不安的一年，在我的生活中出現了衆多的裂痕。對我來說，這些裂痕凸顯了我們身體的脆弱。與此同時，圍繞我們的免疫系統、傳染病和流行病學展開的語言自身也問題重重。
Hayv Kahraman.
Bend Drawing 9, 2020
Pilar Corrias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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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學爲所謂的“它者”（other）概念提供了繁衍的溫牀。這是一個帶有帝國主義現代性色彩的詞彙，是一種對“骯髒移民”的想象——“它者”成爲了疾病的載體，潛入了國家的內部。對 “外來”病菌和 “敵人”來說，我們的身體真的是一座堡壘，是不可觸碰或堅不可摧的嗎？我們如何才能改變流行病學中的軍事化言論，不再依靠構建想象的壁壘來劃分我們的身體與外部的世界？對我來說，這種語言與討論難民和移民時使用的 “敵我雙方”（us-versus-them）的修辭極爲相似。
在我眼中，身體最終是創傷駐留的地方，也是我可以重新想象不同世界的地方。在那裏，各類異質的想法和生活方式都可以被自由演繹。
Hayv Kahraman.
Back Bend 2, 2020
Pilar Corrias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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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場全球疫情的第一反應便是“似曾相識” （familiarity）。作爲一名戰爭難民，這種搖搖欲墜的感覺和不確定性是我曾經的切身經歷。當學校因疫情停課後，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變化。從那時起，我六歲的孩子就會和我一起前往我的工作室，這對我而言無疑是一場挑戰。我們正在一起努力克服這個問題，並根據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
我的作品挑戰了身份認同的構建，重新思考故事、民俗、傳說和當下的社羣對話對身份認同的塑造作用。“超本地敘事”（hyperlocal storytelling，是指圍繞一個明確界定的社區展開的敘事，並以該社區居民關注的問題爲重點，譯者注）的恆心與毅力使我大受鼓舞，而這種敘事自成一派的神話體系也爲我提供了創作的動力。在我的作品中， “非裔神話體系”（Afromythology）便是與之對應的概念。2020 這一年，我最感興趣的是對相機進行去殖民化改造；同時，我也希望通過展現攝影作品中的主體，將手中的能動性交還給我的目標觀衆。我們常會忘記，相機曾經是，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權力的象徵。我的創作過程略有轉向——通過重新審視我的作品目錄，我嘗試着解決這種權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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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n Theodore.
All I Ever Wanted Was A Reason To B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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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Little Ray, 2020
PARISTEXA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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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頭攝影時，我常被這樣一種概念所吸引：當你周圍的物體、空間和地點開始逐漸消失時，你自身會發生什麼？換句話說，在逐漸式微的黑人街區，黑人的身心會發生什麼變化？然而 2020 年，無數的生命因 COVID-19、貧困和無意義的警察暴力而消逝，系統性結構累積造成的精神傷害更是觸目驚心。作爲一名黑人，這一年要面對的問題非常多。
2020 年，我第一個經手的項目是斯德哥爾摩馬格努斯·卡爾森畫廊（Magnus Karlsson）舉辦的展覽“煙消雲散”（Up in Smoke）；因爲 COVID-19，展覽被迫推遲舉行。這場展覽主要探討對衰老的恐懼，當然還有對死亡的恐懼——尤其是我自己的恐懼。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悲情的主題，也想將其融入我的藝術實踐，因爲它一直困擾着我，而我也深受其影響。創作的過程很漫長；我覺得自己老了，也對自己感到厭倦。這中間，我參與了一個駐地項目，但在那裏，我覺得自己變得比以前更老、更無趣了。也恰恰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才真正開始動手創作。那種無處不在的可悲感以及自怨自艾，在某些時候幾乎顯得有些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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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ra Kristalova
Allt är mitt / All is mine, 2020
Solens tjocka strålar / The
Dense Rays of the Sun, 2020
Galleri Magnus Karlsson
對我這名藝術家來說，2020 年就像是雖然辦了很多展覽，卻根本沒有遇到任何參觀者。這給人一種很奇怪的感覺，似乎作品就這樣憑空消失了，沒有一個明確的結尾（finality）。
當然，我也非常擔心氣候、政治和疫情問題。但我對這些事情的擔憂可能在我的作品中並不是那麼明顯，至少現在還沒有體現出來。我擔心的是瑞典文化領域的總體情況。我們將來會不會沒有劇院？博物館、畫廊呢？今後還有誰能夠從事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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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ra Kristalova.
Elektricitet / Electricity, 2020
Med ålderns rätt / It Comes with Age, 2020
Galleri Magnus Karlsson
€15,000 – 20,000
我的日常工作一點也沒有改變，因爲我的工作地點和往常一樣，在遠離衆人的森林深處。但我很懷念我的社交生活。這一切在我腦海中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你在遠處向別人揮手，卻已經聽不到他們究竟在說些什麼了。
在 2020 年創作的作品中，我成功地結合了過去幾年對繪畫技法的探索。在這場探究之旅中，我意識到了二元概念之間的灰色地帶，也展開了對自然與人工、流動與穩定、客觀與主觀、生與死等對立問題的思考。這就像一個有六個面的骰子，擲出每一個面都有相同的概率。展覽“One Die”的標題是一場文字遊戲，是對生命終結不可預知性的雙關。
Ko-Wei Huang. Dice, 2020
Aki Gallery
2020 年，一切的節奏都變得更快了，失去了往日的控制。在 2020 年發生了那麼多看似世界末日的事件，我們能做的只有抓住當下。這就是爲什麼對精神的探索，譬如神祕主義的議題，正越來越受歡迎。我樂於進行這種類型的思考，將意識與身體分離。這讓我更瞭解我自己。
Ko-Wei Huang. Prism, 2020
Aki Gallery
作爲一名在數字時代成長起來的畫家，我繼承了繪畫的傳統，但我的藝術實踐依舊受到了數字的影響。生活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裏，我總是問自己：我要如何繼續前行？如何篩選海量的信息，改進和發展自己的藝術語言？這是一個關乎個人的心靈歷程，關乎如何在亂世中樹立信仰。
在外太空，生命是一種奇蹟。那裏什麼都沒有，剩下的只有生存、速度 / 時間（我們的速度越快，生命就感覺越慢）與美。對於那些生存下來的動物和人來說，還存在着一種狂喜——這種極樂存在於花叢之中，它們的莖變成了內部的能量射線。
Peter Williams(b. 1952). St. George
Floyd Avenger Photographer, 2020
Luis De Jesus Los Angeles
我的展覽因 COVID-19 而被迫推遲。雖然展覽最終還是舉行了，但我卻無法前往觀看，這讓我非常失望。之後不久，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不幸在明尼蘇達州死於警察暴力。就在旁觀的羣衆用手機拍照時，警察用膝蓋卡住他後頸，並殺死了他——這一過程只用了 8 分 46 秒。這種恐怖超乎你的想象。電視上，死亡的過程幾乎是實時播出的。我向後退縮、哭泣，憤怒的情緒至今仍在我的心中肆虐。因此，我繪製了一系列形似祭壇畫（altar piece）的畫作：該系列共有三張，記錄了他被捕、被殺、被埋葬的過程，而其中運用的一些表現手法非常直接。目前，這三幅畫正在洛杉磯 Luis De Jesus 畫廊的展覽中展出。但這件事改變或是驚嚇到我了嗎？並沒有。很早以前我就意識到，吉姆·克勞（Jim Crow，該形象是對非裔美國人及其文化的種族主義表達，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則泛指 1876 至 1965 年間美國南部各州對有色人種實施種族隔離的法律，譯者注）只是舊日種族主義常態最新的組成部分罷了。最近幾個月，我仍在繼續研究這個議題。
Peter Williams(b. 1952). DNA, 2020
Luis De Jesus Los Angeles
若將其他的事情按下不表，除了從特拉華大學（University of Delaware）休假然後退休之外，我的生活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或許在記錄最近這些瘋狂事件的過程中，我的創作方法發生了改變。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衣櫃現在更有秩序了。
我的藝術實踐一直以策劃、編輯日期和統計數字爲重點。我決定關閉我的室內工作室，並把它搬到我們的花園裏，打造成一個戶外工作室。因爲我住在洛杉磯，所以做到這一點並不太難，而我也非常享受這個過程。在戶外畫畫和寫生時，上面的樹木沙沙作響，鳥兒在我的肩膀上窺探，讓我能夠遠離所有人都正直面的苦痛，得到一瞬的喘息。這種生活的彈性與突如其來的死亡讓我一改往日的創作要求，不再奮力追求畫作的概念性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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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al Pozanti
Flower of Life – 23 (Kamguyunu), 2020
A Mind Forever Voyaging (107_– Batfinu_
Ruru), 2020
Jessica Silv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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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中，我的畫作變得更直觀，更有生命力，也更具神祕感。畫中仍然存在着加密了的數字，但這些數字代表的卻是魔幻的詩篇。我的畫作凸顯了情感、觸覺與神祕的元素，並強調一些最原始的東西：它與我們人類的身份，以及生活在地球上的經驗深深相連。
我很喜歡這部分的藝術工作。同時，我也投身於名爲“Shapes of Our Times”的數字生成項目。它們同時爲我提供了不同的渠道，來探索當代複雜的人類經驗。我相信在未來的某一天，兩者會重疊、結合——這也符合我們機械人（cyborg）的本性。
今年，我選擇迴歸肖像畫（portraiture）。在職業生涯的初期（2009 年至 2015 年），我的創作以肖像爲主，此後我才轉而記錄杜阿拉日常生活中的場景。今年，我開始重溫這一創作形式，並對我早期的作品進行了反思。這次，我選擇關注大家用手機拍攝的攝影作品——無論是我們的自拍，還是朋友爲我們拍的肖像照。此外，我近期的創作還有一絲懷舊的色彩：我在 Peres Projects 舉辦的展覽名爲 “艾奎的工作室”（Studio Ekwe’s），這恰好也是我童年時家旁邊攝影工作室的名字。因此，這次展覽也同時反映了照相館正在消亡的事實。人們對自己的影像有了更多的主控權，大多數的照片都是由他們自己拍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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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arb Bernard Ategwa
Cooking Section, 2020
My instagram album, 2020
Jack Bell Gallery
Peress Projects
當然，2020 年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都是毀滅性的一年。在非洲，政府對我們完全不管不顧，因此我們必須在危機中自力更生。我生活在杜阿拉（Douala），但我的大部分藝術材料都是從歐洲進口的；這也意味着，我無法在當下生活的城市裏獲得我需要的大部分藝術用品。繪畫是我日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我因疫情不能每天去畫室或者當我的藝術用品用盡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難過。我並不認爲，我的觀念在這場疫情中發生了太大的變化，但我學會了一件事：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我都能夠坦然面對。
當疫情蔓延至巴西時，我們的總統否認了這一事實。因此，大多數人決定進行自主隔離。一部分人選擇留在家裏，另一部分人則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或是出於對疫情的否認，或是出於工作和掙錢的需要。幸運的是，我有機會和丈夫一起呆在家裏。我們在新聞上關注着世界的“崩塌”，但通過電腦圖像，你很難正確地理解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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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i Yamagata.
Caipira l, 2020
Marinho, 2020
Madragoa. €3,000
Madragoa. €1,500
從 3 月到 8 月，我都無法前往工作室。因此，我把能帶的東西都帶回家，比如紙、畫布和畫作。時隔 8 年，這是我第一次重新開始繪畫。大學期間我放棄了繪畫，因爲我並不認爲當時的畫作能夠很好地表達我的理念。重返繪畫讓我得以具象化痛苦、驚慌、恐懼、憤怒和希望等情緒，這對我來說非常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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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li Yamagata. Untitled, 2020
Madragoa. $400
與我大多數的牆飾裝置作品相比，這些畫作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完成（3 個多月）。畫作的尺寸都非常小（大約 10 乘 15 釐米），因爲我不想一下子走得太遠，與大尺寸的作品打交道。對我來說，在這一微妙的時刻做出巨大的“聲明”並沒有什麼意義。
Artsy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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