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投資人吳軍的無用之用：互聯網其實是一場藝術對技術的突圍表演

吳軍在他的獲獎圖書《文明之光》中說，人總是要有些理想和信仰。當別人問起吳軍的理想時，吳軍就給他們講貝多芬的故事。

一般人看來，這種人文主義精神和他的身份並不相符。作爲 Google 中日韓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設計者、原騰訊副總裁、硅谷風險投資機構豐元資本創始人，吳軍這種跨界之爲，讓正在失去集體記憶，依靠手機維持現實暫時性遺忘的人們頗感驚奇。

按照約定，吳軍 13:30 準時走出電梯，如果不是瘦瘦的高個特別精神，他素色襯衣套上棗紅色毛衣這種硅谷工程師的常規裝束，很容易淹沒在人羣中。

稿件來源： 南風窗（ID：SouthReviews）
作者：何子維；編輯：李少威

藝術 VS 技術

「你最近在讀什麼書？」一本深藍色的書引起了我的注意。

吳軍從牀上拿起書回到桌前：「美國人邁克斯·泰格馬克寫的《生命 3.0》。作者從知識性來講人工智能，是一本不錯的書。」

吳軍的書桌上還有一本有關計算機的英文書，這本 A4 大小的書像一本百科全書，應該不下 2000 頁。這是他的本行，厚得有道理。

讀書是吳軍生活的一部分。近期吳軍手裏有從亞馬遜上買的紙質書，有從美國圖書館借的音頻書，還有出版社爲請他作序而寄給他的書。

能夠搶先閱讀，顯然令吳軍滿意。「那些書在 PDF 版的時候，我就已經讀了。出版社常跟我說，你用一個最通俗的語言來寫寫這個基因是怎麼回事吧。」顯然，出版社認定凡帶着理科屬性的書籍都可以找吳軍作序，並且承認，他的每一次跨界都玩兒得很溜。

就像我們承認吳軍是這個時代裏珍貴的互聯網工程師一樣。我們也承認，除了我們還認爲他是跨界達人之外，我們對他其實一直所知不多。

21 世紀的開頭幾年是 Google 的重要階段。

2002 年，拿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計算機博士學位的吳軍，放棄了進入 AT&T 和 IBM 這樣的大公司的機會，選擇了與自己的專業有些出入的 Google。

2003 年，吳軍和兩個同事成立了 Google 中日韓文搜索部門，開始了他強悍的事業——他寫的代碼一度佔 Google 整個代碼庫的 0.7%——對於絕大部分 Google 工程師來說，這是個難以超越的數字。由此，位於加利福尼亞山景路，那個稱爲世界上最快最龐大的信息系統，向使用中文的人們敞開了。

作爲搜索之王，Google 的那塊用來顯示全世界搜索的關鍵詞的大屏幕，既是一個時代的記憶，也象徵着年輕的吳軍人生的某個起點。這個在我們看來很重要的起點，吳軍的回答卻很輕鬆：感覺自己能做，便去了。

這是一個帶有理想主義氣息的答案。Google 搜索老大阿密特·辛格哈爾曾經告訴吳軍，「我們的算法都應該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的每一個程序在全世界都有上億的人在用，我們在創造、在改變世界。」

《紐約時報》2004 年調查報道稱，谷歌的成功依靠一個神祕的軍團——博士組軍團。在其他公司由一個本科生做的工作，在谷歌則用一個碩士或者博士做。吳軍很欣賞這種方法，稱爲「殺雞用牛刀」。在吳軍看來，這是思維的不同，不是學位的距離。因爲碩士能把你領到別人到過的地方，而博士可以把你帶到以前無人去過的地方。

要抵達前人未至之地，必經一條細節嚴苛和想象深邃之路。Google 的嚴苛給吳軍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爲了界面的簡潔，如果一個程序多寫了一個空格，或者一行超過了 80 字，在 Google 都不允許提交。即便是給程序的變量取個名字，要通過評審，往往也得千迴百轉。

數字、字母、符號堆積的單調和枯燥，遠遠不是《黑客帝國》中矩陣的綠色代碼瀑布那般詩情畫意。編程就是創始，人類就是程序，生命只是意念，令人不安。但吳軍潛意識要把編程變得有如瀑布般詩情畫意。

「每天上下班一小時，差不多聽完一張古典音樂 CD。」談到這段經歷，吳軍其實是心懷感激的。「莫扎特是個很窮的藝術家。他一生都很平靜地寫快樂的曲子，這是件難得的事。人窮了一輩子，但是他的音樂裏從來沒有憂傷。」

莫扎特、貝多芬、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阿圖爾·魯賓斯坦在吳軍的耳朵裏構成了一種安撫。這種安撫帶來的影響是關鍵性的。當華美的樂章在耳畔響起，讓他想象力充沛，讓他能夠摒棄干擾，進入到那個壯闊的綠色代碼瀑布。

技術要與藝術結合的觀念有力地影響了吳軍，還有 Google。在讓艱澀的技術遠離孤島這件事上，Google 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定期邀請作家到公司內部來開茶話會、辦講座，包括因《世界是平的》而紅遍全世界的托馬斯·弗裏德曼。

「早點去，佔一個好座就可以免費得到一本書。」多年以後，吳軍仍然津津樂道，在講座結束後，他還會和工程師們排隊等待作家簽名。

與追星的工程師不同，Google 更想要的是，如何讓代碼與藝術相遇之後起化學反應，使其變得更加柔軟，如何在一個網站內部就實現多元化的信息自給自足，如何創造一種有別於其他互聯網公司的信息文明制度。

Google 這種瘋瘋癲癲的行爲藝術與吳軍有某種契合。只是當初的吳軍還沒有意識到，互聯網其實是一場藝術對技術的突圍表演。

吳軍「來信」

作爲早期美國 Google 的員工和後期中國 Google 的骨幹，吳軍很快變得名噪天下。而在國內，三分天下有其一，想把搜索與社交整合到一起做網絡搜索的騰訊，也開始對吳軍出手。

2010 年，吳軍就任騰訊副總裁。按照騰訊的想法，吳軍要做一個類似於百度的搜索網站 SOSO。但遺憾的是，今天我們幾乎不知道有 SOSO。看來，這一次命運女神忘記了垂青吳軍。有評論說，吳軍是極好的工程師，但卻不是領軍產品開發的將軍。吳軍也不避諱，他說，騰訊的基因是社交，不是搜索。

做事容易，但成功太難，除了靠客觀條件和個人努力等看得見的因素外，還有很多運氣成分。在硅谷成功的人，都承認自己只是比別人運氣好一點點。這倒不是他們謙虛，而是當他們回首自己成功的過程時，發現在很多需要命運女神垂青的時刻，他們都得到了庇佑。

在硅谷的歷史上，失敗和成功一直相伴，雖然大家關注的常常只是成功。扎克伯格經常在公司裏講「如果你沒有遇到失敗，說明你跑得還不快」，這既是對嘗試新東西的鼓勵，也是對失敗的寬容。

退出騰訊後，吳軍重返美國，開始了在常人看來極爲灑脫的生活方式。到全世界旅行，做風險投資，聽音樂會，寫暢銷書。

最耀眼也最奇怪的是，吳軍以毫不遮掩的精英主義，用類似記者的方式，從「Google 黑板報」到「硅谷來信」「吳軍的谷歌方法論」，不停歇地記錄了自己和家庭經歷的大事小事，瑣碎中卻將 21 世紀的經濟增長、技術變革、教育疑慮等大事一一記述了下來。

這樣一來，吳軍就從互聯網技術的領軍人物，蛻變成了互聯網生活的哲理導師。

圖源：吳軍個人微博

傳道，授業，解惑，從《見識》中用自己的人生經驗補充了讀者的社會視角，到《態度》中通過與兩個女兒的書信來往探討未來的努力，「被動地」成爲了吳軍生活中的一部分。

「姐姐上了好大學（MIT），是不是將來就會有好工作、好生活？」這是小女兒的問題。

「不是的，她以後還要努力一輩子。」吳軍答。

「既然以後可以努力一輩子，爲什麼要接受好的教育？不是有很多人退學創業成功了嗎？」小女兒又問。

30 歲的時候能實現財富自由嗎？職場中如何快速晉升？寒門如何出貴子？互聯網的下一波紅利什麼時候到來？……

今天，人們對於吳軍「來信」的期盼，幾乎到了飢渴的地步。其實，吳軍不過是抓住了作爲人類永恆的困境—夢想與現實的衝突這個關鍵。現在的問題是，浪潮已起，何時再及巔峯？

儘管吳軍認爲，「近一百年來，總有一些公司很幸運地、有意無意地站在技術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處在了那個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隨着波浪順順當當地向前漂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在這十幾年到幾十年間，它們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來臨。」

一生能趕上一次這樣的浪潮是幸運的。與別人不同的是，對於吳軍而言，他更快更早明白了一件事情，世事紛紜，無法預知下一件大事在哪個領域發作，爲了克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危機，必須立即反應，快速學習。

大衆的疑問和期盼，其實暴露了時代的弱點。但補救的方法不是大家共享一套成功經，也不在於能夠從互聯網中搜索到海量信息，而在於鞏固自己的力量。說到底，即使無數個吳軍都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分享出來，也不能證明在新一輪技術變遷的浪潮中我們就能佔領先機。

即使 2% 的人掌握了大數據和機器智能，也不代表我們沒有抓住智能時代的機遇，沒有認真對待挑戰的勇氣和可能。在吳軍看來，更重要的是，除了學習，你的思維框架還得有彈性、可包容、能擴展，還得有好幾套。

有意思的是，這樣的建議在現實中是如此蒼白無力。2017 年 10 月，吳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做有關通識教育、人文教育的報告。吳軍站在臺上，看到臺下坐的學生們居然帶了高等數學來聽報告。

「拿微積分怎麼找女朋友啊？我最後連這樣的話都說了。」吳軍無可奈何，又憂心忡忡。

見識 & 態度

講臺下的這片光景，是兩代人的代溝，也是每個人生的某種隱喻。

是的，孩子們的遊戲方式和規則變了。他們比吳軍更靈活地掌握應運而生的各類 APP，比吳軍更靈活地用技術表達自己的情感與生活。但是，在後物慾和技術化的時代，如何應對那些變化、寬闊、龐雜、沒有規律、無視個人意志的現實，是做一個鎮定自若、着眼長遠的人，還是麻木不覺、投身佛系呢？

《黑客帝國》這部科幻味十足的電影中曾用多個鏡頭，重複了柏拉圖的洞穴寓言——人終將被緊緊捆綁在座位上，強迫觀看所謂現實的詭異影像。

「那個時候我覺得，改變大家的認知還是比較難的」，吳軍意識到。

當世界被處理在 Google 提供的龐大網頁裏，任何不能充分引起視覺刺激的文字、圖片或者視頻，都會被眼睛拋棄。而經過搜索引擎「搜索」後的信息碎片，在一刻不停地流動於眼前時，它對觀看者的思維與情感的摧毀力該是多麼強大，這樣的力量將怎樣重塑一個社會的頭腦與內心？

西奧多·羅斯扎克教授在《信息崇拜》中提醒：「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信息，而是思維的藝術。」從這個意義上講，吳軍的貢獻就在於「堅持寫寫書，豐富一下大家想問題的方式，或者說再開一扇窗子，看到外面還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以至於在提及「機器智能取代人之後，人怎麼辦」時，吳軍會提到他喜歡的《紅樓夢》，談到《紅樓夢》裏的林黛玉。吳軍認爲，人有兩個上帝賦予的特殊天賦是機器所無法取代的：一個是藝術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另一個是夢想和浪漫的情懷。而我們正在失去林黛玉那種「作詩的性格」。

談到這裏，吳軍是遺憾的，儘管這種遺憾已經被很多人重複過了。

信息論之父香農早在 1949 年就提出，信息是用來消除不確定的一種東西。這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定義，卻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基礎。轉識成智，是不以知識本身爲目的的。我們抱怨的，不過是自己還沒有的那兩樣東西，我們放棄的，是沒有了雄心勃勃和靈性的社會。

面對不知疲倦地追趕信息技術的人們，吳軍總是會想起古希臘時代，那些在小劇場講大問題的「自由民」。

「記賬是技能，可以作爲謀生手段。但我們需要往上走一點，觀看錶演，欣賞音樂，讓生活更豐富。你不僅要履行分內義務，還要到廣場去辯論，出席城市事務討論會，爲國家的安全與繁榮擔負起責任。」吳軍說，「我們的目的是培養最大量的未來公民，明白自己的責任和利益，覺得自己就是社會的主人。」

高效，不被打擾，是吳軍的態度。

與大多數人醒來就打開朋友圈刷存在感不同，「我看微信就像看郵件。每天只看兩三次，早上出門前看一眼，中午喫飯前看一眼，完了就幹其他的事。早上 1000 發的微信，不要指望我馬上看到。即使看到了，我也不會馬上回復，而是等會兒集中處理。」

「如果遠在美國的家人發消息找你呢？」

「找不着就找不着吧。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己的事自己解決。是生死問題麼？不是。沒有那麼多需要着急的事，你有更值得做的事。」

剛過 16：00，吳軍站起來走向房門，嘟噥道「第二個訪客應該已經到了」。他沒有看到助理髮送的微信，不知道第二個採訪計劃已經取消。

他是在提醒我採訪該結束了，雖然說話和聲細語、態度謙遜，也非常投入，但局面始終在掌控之中。